论文导读::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在危机恢复期,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为主要的国际经济“方锥体”格局,并导致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国际化。我国经济总体形势持续向好,经济复苏进程加速。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财政支出仍存在波动性风险。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我们提出了宏观调控的“伞形”框架,即以市场为基础,以“内需发展”和“低碳经济”为“突破口”,以财政、货币、汇率政策有效搭配为驱动的新机制。
论文关键词: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美国经济的各项总量、结构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出现明显好转,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失业率也开始缓慢下降;欧元区经济则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扰动下奋力前行,宏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运行;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自2008年第2季度以来首现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态都出现明显改善,通货紧缩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进入高速恢复期,相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经济增长出现了补偿性反弹,增速高达11.9%,但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模式转变和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的复合性困难增加。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顶端,以中、欧、日为支柱的“方锥体”格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调整的纠结点。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财政政策需要从总量扩张、快速拉动的方向上回调,强调中长期调控,重视政策效益毕业论文怎么写,借助市场力量的战略性调控框架应得到重视和实践。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和国际机制协调的第一大国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导国,中国、欧盟、日本成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4个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各方利益的纠结点。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见表1所示)。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
经济规模
|
国家
|
经济规模
|
国家
|
经济规模
|
美国
|
142587
|
日本
|
50730
|
中国
|
49093
|
德国
|
33576
|
法国
|
26798
|
英国
|
21980
|
意大利
|
20900
|
巴西
|
14820
|
西班牙
|
14661
|
加拿大
|
13190
|
印度
|
12430
|
俄罗斯
|
12282
|
澳大利亚
|
9200
|
墨西哥
|
8663
|
韩国
|
8003
|
荷兰
|
7942
|
土耳其
|
5935
|
印尼
|
5419
|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经合组织(OECD);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核心期刊。
根据表1,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四,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力量,对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拉动力量上,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之间,美国因素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量;第二层次是对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不含中、日两国),美国因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约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25%左右;第三层次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其平均影响力水平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10%以上。欧盟、日本和中国也分别具有重要的全球和区域影响力,对非洲、中东、南亚、东亚和南美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彼此之间,贸易、投资、金融等主要经济渠道畅通、规范,国家间经济行为的跨国示范效应显著,各国间存在稳定且密切的经济联系和调整机制。进而形成如图1所示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在图1中,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由美日欧、美日中、美欧中、欧日中等4个“大三角”构成,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组成类似“方锥体”的形态。在美日欧“大三角”中,彼此间存在紧密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协调机制,其中既包括WTO、IMF等多边机制,又包括OECD、G8等诸边机制,后危机时期为稳定各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防范货币风险而形成的默契的货币稳定机制也是其中的重要构成。美日中“大三角”中,美日间的经济联系和协调机制要优于中美间的水平,而受到市场叠加、技术赶超和货币国际化等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双边机制侧重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而并非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毕业论文怎么写,美日经济关系在美日中“大三角”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美欧中“大三角”中,尽管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多重影响,美欧关系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所在,后危机时期,大量非欧元区成员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和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对美国援助的需求都将进一步强化美欧间的经贸联系和政策协作,从而使美欧关系在美欧中“大三角”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中欧日“大三角”中,尽管欧日的经贸联系和经济协作相对密切,但并不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从性质上看,中欧日三角是我国在后危机时期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国际经济政策协作的重要层面。
根据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通货膨胀控制的三大主题,采用新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权力分析理论,我们将上述简单表述转化为表2和图2所示的权力系统分析。
表2 “方锥体”经济格局下国际机制的权力分析
三角类别
|
国际机制
|
脆弱性
|
敏感性
|
权力判定
|
美欧日
大三角
|
美欧
|
3
|
3
|
权力最大
|
美日
|
4
|
4
|
权力居中
|
欧日
|
5
|
5
|
权力最小
|
美欧中
大三角
|
美欧
|
3
|
3
|
权力最大
|
美中
|
4
|
4
|
权力居中
|
欧中
|
5
|
5
|
权力最小
|
美日中
大三角
|
美日
|
3
|
3
|
权力最大
|
美中
|
4
|
4
|
权力居中
|
日中
|
5
|
5
|
权力最小
|
欧日中
大三角
|
欧日
|
4
|
5
|
权力居中
|
欧中
|
3
|
3
|
权力最大
|
日中
|
5
|
4
|
权力最小
|
注:(1)考虑到三角型的性质,对于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评分分别为5、4、3分,其中分值越小的权力越大。(2)敏感性指的是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3)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4)同等累积分数下,脆弱性对权力影响的效应比敏感性更大。

注:本图示中对应的相应数据越大,表示“三角”对相关宏观经济目标的控制力越强。
根据表2和图2,后危机时期在国际经济事务协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美欧日“大三角”,而其中美国的政策协调能力又最为强势,美国可以通过美日欧“三角”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协调为集体的利益,将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上升为共同的政策取向,从而通过贸易、资本流动和跨国示范等三个机制向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注入美国元素。而美欧中、美日中两个“大三角”则是将美国经济政策进一步强化并约束中国政策调整进入美国预期的轨道。欧日中“大三角”虽然摆脱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困扰,但由于政策示范效应的存在,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仍然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如图3所示)。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和宏观政策的协调中,我国应充分利用中日欧“大三角”的平台,利用并发展好中欧协作机制,谋求必要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经济利益。

图3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方锥体”格局的衍化图
(二)美国“退出”框架下的宏观政策选择
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宏观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经济复苏的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形势得到了市场因素较为稳定的支撑(见图4)。

注:先行指标和制造业经理人指数为了标示的清楚,都进行了10倍的缩小,相关的判定标准也应相应进行调整核心期刊。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美国劳工统计局;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及供应管理协会。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根据图4和图5,美国经济与1990的情况较为相似,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反应出美国经济的良好复苏前景和相对稳定的回升态势,美国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在市场活跃和经济好转的背景下的有序“退出”问题。从美国的经济发展要求看,稳定经济复苏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毕业论文怎么写,有效减少失业,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控制通货膨胀是当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任务,扩张性政策的有序“退出”必须要在上述目标的约束下进行。分指标来看,相较于美国的失业率指标,同比为2.2%而环比只有0.2%通货膨胀的情况要好得多,美国政府存在适度放任通货膨胀以维护就业率的内在动力;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有效复苏的主要动力,也是实现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基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美国国内的投资规模具有正相关性,也即美国的国内投资既是保障美国经济有效复苏的重要条件,也是提升就业率的主要手段。2008年以来美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资金的主要投资方向如图6所示:

资料来源:图中的数据来自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估测数据,数据的精确性有限但趋势基本吻合。
根据图6,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元拥有规模庞大的“欧洲美元”市场,根据IMF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估计,欧洲美元市场的规模约在20万亿美元,为当时美国GDP规模的2倍以上。从欧洲美元市场的运行来看,监管力度小、限制措施少、资金充裕、调动便利是这一市场资金的主要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美元市场就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构成。随着次贷危机在美国的蔓延,信用危机逐步向金融市场危机转化,为避免在失去良好定价能力的国内金融市场上遭受巨大损失,美国的金融机构一方面停止了向实体经济领域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开始从欧洲美元市场上调回或融入大量的美元流动性,据估计,调回的美元规模在1万亿美元以上。缺少金融支持的实体经济也开始自国外调回投资或融入资金以维护生产和投资的正常进行,该类资金的规模也达到了1万亿美元左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宏观经济严重衰退、大规模投放货币并执行近乎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出现了美元汇率不降反升的情况。在后危机时期,国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割裂得以弥合,而欧洲美元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可持续,这一特点就是美国在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运行与退出的主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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