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的便利性。针对我国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保密传统”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立法应明确规定相关政府机构向征信者提供应公开信息的具体程序，尽量简化办事手续，用科学的制度设计来最大化地降低征信的成本，提高征信工作的效率。第四，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强制性。为规避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不作为”和“设租”、“寻租”现象，立法应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职责性，并为征信者设置相关救济措施，如允许对征信活动中的政府违法行为进行投诉和诉讼，简言之，也就是应当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来确保政府信息的公开。
3．协调企业信息公开与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关系。广大中小企业是市场交易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被征信和征信服务的主要对象。因此，应尽快制定诸如“中小企业信息公开法”之类的法律制度，明确界定企业商业秘密与应公开的企业信息之界限，同时，在公开模式上，借鉴英国式的强制公开制，促使广大中小企业主动、积极、全面、真实地公开自身的信用信息。另外，鉴于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已经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方式以及虚假信息披露的制约与惩罚机制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因此，专门的企业信息公开立法应侧重规定非上市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以及虚假公开的惩罚机制等问题，以节约立法资源。
四、政府是中小企业信用中介机构的支持者和监管者
从理论上讲，信用信息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具有外部经济性。信用信息一经产生，便为公众所拥有，单个企业为一项交易而收集信息是规模不经济的，从而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提供专业处理企业信用信息的中介机构。当前，我国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还不成熟，许多业务行为也不规范。一方面，许多地方的企业信用评级机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等远远适应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一些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为“争取”业务而放弃原则，出具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或审计意见，失信现象严重。因此，为适应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要求，政府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信用中介机构的支持，也要强化对它们的监管。
首先，要加大对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的扶助力度。除了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之外，还要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在各级财政预算中作一些特殊安排（如在预算中单列专项的扶持资金等）。同时，要进一步修改税法、预算法等法律制度，使各项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其次，要健全对信用中介机构的行业监管制度。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认定与管理制度、执业规则制度、行业激励与约束制度，等等。最后，要为信用中介机构开展业务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实践中，一些中介机构的失信行为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不规范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监管之同时，也要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规范运作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五、政府是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之社会信用基础的缔造者和维护者
一个发达、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基础的支持，而政府则是这个良好社会信用基础的缔造者和维护者。
第一，要塑造清正廉明的政府形象。政府信用和民间信用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吏治的好坏，政府的清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民间信用状况。因此，在建设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彻底抛弃那种把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相对立的错误观念，要把政府信用建设视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树立政府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权威性和示范性。其次，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牢固树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力避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行政干预和滥权，戒除将政府的政治诉求强加于企业发展之上的传统陋习。再次，要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的力度，增强政府行政的透明性，规范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完善官员考评机制，防止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和短期化。
第二，要加快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设步伐。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没有完善的创业者个人信用制度，企业信用体系就不可能快速、健康发展。虽然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有建设个人信用制度的成功实践，但全国范围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建设步伐仍然甚为缓慢。因此，要进一步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立法，发展独立高效的信用中介机构，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公示制度和信用风险防范机制。
第三，要加强社会诚信道德建设。信用首先是一个道德范畴，它要求人们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以德立人，确立诚信的品格和境界。为此，政府要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公共媒体，以正确的舆论让广大社会受众明了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以潜移默化的力量扭转社会风气，终止恶性循环，全力营造“重视诚信、信守承诺”的良好社会氛围，缔造广泛的社会民众信用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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