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本文从法律角度出发，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思路。其次应完善引导民间力量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律规定。通过上述举措，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法制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方略，也是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必须迈过的坎。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法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规划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治“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虽然，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党就提出要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可是，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有了全新内涵。论文检测。那么，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不少专家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多的思路和方法。而笔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认为可从法制的视角出发，将该领域所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法的形式加以规范界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以下是笔者基于此所提的几点思路：
一、出台专门的农村扶持法，将政府扶持新农村建设的举措、职责法制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方略，也是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必须迈过的坎。因为，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的现代化就是“跛脚”的。而在新世纪，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必须利用其掌握的公共力量、公共资源对农村建设进行应有的投入，尽到其应有的职责。从国外现代化进程来看，如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时，都有政府对农村综合建设的客观过程，典型的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新村运动”。我国当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5年国家税收收入达３０８６６亿元，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入占GDP近30%，[①]已具备了政府投入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所以，为了更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应承担起其职责，对该领域进行倾斜性的投入和扶持。
应当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及政府成立以来，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提出了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及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合作医疗试点、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免费等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方略。然而，所有这些都仅限于中央政策文件，执行时的效力难免受到影响。所以，为了建立起政府扶持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使政府利用公共力量扶持农村的政策制度化、明晰化，笔者以为，按照依法治国方略要求，应由最高立法机关制订专门的农村扶持法，将这类政策、措施上升为最严肃的法律条款。在该法中，应将中央确定的“多予、少取、放活”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政策作为立法原则，将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投入、政府对农村教育及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扶持、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等相关措施、指标及管理程序予以细化规定，同时规定相应的责任主体，以及明确的法律责任体系，强调相关部门或人员违犯之则须依法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由此，通过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明晰性，使得政府对农村的扶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真正确立起政府扶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
二、完善引导民间力量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律规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质上是个农村发展的问题，而发展须得有资金、物力、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计划经济时代，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国家从农村抽走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据测算1950年至1978年所抽走资金数额约为5100亿元。[②]今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又出现了各种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配置、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所以，农村作为落后地区完全靠“助强欺弱、嫌贫爱富”的市场机制去实现振兴是极为困难的，须得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一方面用必要的公共财力投资于农村，另一方面是设计出合理的机制，引导各种民间力量、社会资源流向农村。为此，应完善如下法律规定：
1、明确出台鼓励外资、内资投资于农村的指导性法规。我国近年来每年吸引近600亿美元的外资，而当前民间亦有数以万亿计的富余资金需寻找投资出路。所以，国家应审时度势，适应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需要，清理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规定，由国务院出台指导性法规，鼓励、引导外资内资投资于农业和农村。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投资领域对外资准入却对内资重重设槛。现今我国已加入WTO，应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做法，在出台前述法规时，根据WTO非歧视性原则，同等地鼓励国内民间资金和外资投资于农业和农村各个领域，比如农村金融、农村医疗、农村培训教育、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都可允许各类资本进入，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广泛的资金来源。
2、清理现有的企业法、税法、金融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为投资于农业和农村的创业者营造有利的经营环境。农业是比较效益低下的弱势产业，农村又是各种投资软硬件较为落后的地区，故投资于农业和农村将面临较大的风险。所以，应清理现有法律，对涉农投资者予以倾斜性照顾，为其营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利的环境。为此，首先在企业组织法上，应降低准入门槛。比如，在公司法实施细则中，可降低从事农业产业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允许投资者采用土地承包权作价入股。在企业登记管理上，简化程序，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各类合作社登记为法人，领取营业执照，维护其在经营中的的法律地位。其次，应修改相关税法，降低投资于农业和农村投资者的税负。为了引导各类资本投向于农业和农村，可修改现有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此类投资者的企业所得税率应适用更优惠的税率，个人所得税亦相应减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制订补充性规章，对投资于农业和农村的经营者可能承担的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在若干年限内（如3至5年）予以减免。对那些能大量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企业，应给予特别的税收优惠，可考虑全免所得税。总之，通过税法的修订，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本流向。最后，应修订有关的金融法规，对向农业和农村投资的经营者予以金融上的支持。当前，许多中小企业都感到融资是个瓶颈，而向农业和农村投资的企业这方面的感受可能尢为深切。今后应修订完善有关的金融法规，鼓励引导民间金融业的发展，为前述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渠道；允许企业采用更为灵活多样的担保方式来取得贷款资金。[③]此外，包括证券、保险、信托、期货等领域的法律法规，都应与时俱进地予以修订，对向农业和农村投资的经营者予以倾斜照顾，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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