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安处分制度特定的调整领域主要是刑罚不能见效这一特殊群体，刑罚惩罚手段无效，行政命令手段失败，就只能采取保安处分这样的特殊处罚方法。所谓刑罚不能见效，主要是指那些对社会有现实的危险，但确因为种种原因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例如：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却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大恶不犯，小错不断”，累教不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一般违法者。
其次，保安处分应当能够适当解决法律与现实的冲突。我国曾经进行过数次严打，并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严打只是国家在面对不断恶化的治安形势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所采取的一种对策，它不能够成为一种长效机制运行。这些颇具争议的严打的确在一定的时期将违法犯罪数量过快增长的势头压制了下去，但堵不如疏，对已经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人以及潜在的犯罪行为人而言，严打已经无法起到威慑的作用。另外，我国法律法规中仍有一些类似保安处分的措施存在多年：如强制留场就业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工读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大多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前提，主要表现为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较多依赖政策操作，有的甚至立法缺失；司法化不足，几乎所有的保安处分措施都由行政机关适用，难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擅断现象，负面影响较大；程序化不足，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在立法上多为实体性规定，少有程序性的规定，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依靠“程序救济”；监督机制较差。现有的保安处分措施，除了劳动教养在立法上规定了可由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之外，其余的都由行政机关一手操办，缺乏监督机制。保安处分制度的设立应当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盘考虑，较好地解决这些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保安处分制度的完善应当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保安处分制度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实践，其发展也是历经了坎坷，其中既有摧残法治、践踏人权的深刻教训，又有预防犯罪的显著功绩。我们在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保安处分制度时，应当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成熟的经验。当前，很多国家已将保安处分制度单独立法或者刑法化，如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台湾地区都对保安处分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种类设置、执行程序等做了细致、严密的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将欧陆国家保安处分立法中先进的、合理的内容，有选择地吸纳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确保我国的保安处分立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四、保安处分在刑法上的种类设置
不同的划分方法导致了保安处分的类型不同。从性质上划分，保安处分制度分为刑法上的保安处分和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由于本文仅限于保安处分的刑法化的研究，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无需赘述。应当在刑法中加以规定的保安处分的具体种类应当有：
（一）感化教育
感化教育是针对触犯了刑法的未成年人所采取的感化教育和特殊保护的措施[4]。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相对比较薄弱，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即使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也不予处罚。不予处罚的原因在于行为人没有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特定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而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为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他的危险性不会因为刑罚的免除而消除，仍旧会对社会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收容、隔离、感化和教育。在实践中更加应当注重的不是形式上的收容隔离，而是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感化教育机构。感化教育机构设定的环境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身份的特殊性，避免交叉感染。感化教育以收容作为前提，采取相对开放的管理方式，规模不宜过大，尽量避免过多设置警备设施。并且，由于未成年的特性，在收容期间应当考虑到便于未成年人与其家庭的接触和联系，同时避免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脱节。期限应当控制在半年至一年半，累计不得超过两年。感化教育的适用应由司法程序决定，拟采取感化教育的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法院应当指派少年庭法官依照简易程序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本着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原则，对案件进行审理，作出是否对其进行感化教育的决定。
（二）强制医疗
强制医疗，是指将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无刑罚适应性的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及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并但具有高度传染可能的性病患者、高传染度的传染病病人强制收容于特定的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的保安处分方式。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应当包含以下三类：（1）无刑罚适应性的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2）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并且具有高度传染可能的性病患者。（3）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并且具有高度传染可能的传染病病人。适用的条件则必须是主观上存在人身危险性，客观上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两者必须同时具备。对于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原则上可以成为强制医疗的对象。但是对于有高度传染可能性疾病的行为人，必须严格遵守保安处分的适用条件。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