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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创新策略

时间:2016-04-09  作者:佚名
2010年9月15日,《福布斯》中文版首度发布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50强,浙江家族企业占12家(见表1),其中,绍兴新和成胡柏藩家族位居第二。

 

表1 全国50强上市家族企业中的浙江企业

企业

家族

行业

地区

新和成

胡柏藩家族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绍兴市

天马股份

马兴法家族

普通机械制造业

杭州市

三花股份

张道才父子

普通机械制造业

绍兴市

亚厦股份

丁欣欣、张杏娟夫妇

装修装饰业

上虞市

华谊兄弟

王中军、王中磊兄弟

广播电影电视业

东阳市

南都电源

周庆治、赵亦澜夫妇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杭州市

传化股份

徐传化、徐冠巨父子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杭州市

大华股份

傅利泉、陈爱玲夫妇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杭州市

万里扬

黄河清、吴月华夫妇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金华市

浙江广厦

楼忠福家族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东阳市

正泰电器

南存辉、南存飞兄弟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乐清市

金龙机电

金邵平、金美欧父女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温州市

此外,“浙江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及持续成长研究”课题组在2008年7~8月对浙江省608家家族企业的调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主呈现年轻化、知识化趋势,被调查家族企业主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5~55岁,平均每隔5岁一个层次各占总数的20%左右,总体来看呈正态分布,企业主年龄较轻。他们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占59.8%;大专以上学历占34.2%,说明改革开放后家族企业主的知识化程度已经有了明显改善。调查显示81.5%浙江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代际传承,企业将在今后5~10年内出现权力传承的高峰,这些企业占总数的67.6%。在经营控制权移交问题上,88.6%的企业主把接班人的品德、能力作为移交的标准;但是在股权分配问题上,不到一半(仅占45.3%)的企业主把子女能力作为标准,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传统“诸子均分”思想的影响。目前家族企业普遍没有意识到继任计划的重要性,仅仅只有6.7%企业具有较为正式的书面形式的继任计划,并且47.3%企业主认为年龄太轻、没有制定继任计划的必要。在转型期,浙江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方面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人治”管理向“非人格化”管理转换的困境;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互信机制尚未建立;企业委托代理成本高昂;产权继任与经营权继任的矛盾。

(二)浙江家族企业的治理困境

浙江家族企业虽然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但普遍雇佣中高级管理人员,从“委托-代理理论”及大量家族企业实践来看,家族企业仍存在很多治理问题,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是保证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

1.产权归属模糊

一般人认为,家族企业产权是比较清晰的,不需要讨论产权问题,其实浙江家族企业只是重视家族整体占有企业的股权,却忽视了家族成员中具体的股权占有、分配问题。当企业发展、规模扩大后,如果不明确产权,企业的发展就会潜伏着危机,家族成员会产生权利、责任、义务和地位等意识,正是家族成员这种现实性产权意识的产生会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浙江家族企业所有权大多高度集中在家族企业主个人或家族手中,这种产权结构使投资主体通常局限在家庭或家族成员以及与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亲友范围内,不利于社会资本顺利进入企业,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财务管理混乱,资产状况不清;不利于企业利益共同体的营造。

2.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

浙江家族企业在创业阶段时,整个家族对企业的发展作用是巨大的也是绝定性的,家族企业主以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带领家族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其个人作用十分突出。随着企业的成长,业务范围扩大,在企业的很多领域需要更多拥有丰富专业知识、职业经验的人才,而且企业内部人员增加,管理上相对要变得复杂。凭家族原有的“粗放”管理已经不能很好的治理企业了,这就需要大量专业人士来科学治理公司。

而实际上,浙江家族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主要由家族内部成员构成。总体而言,浙江家族企业主及经营者学历偏低,自身素质不高,经营理念落后,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浙江家族企业主有浓厚的集权情结,家族企业就是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因而握紧权柄是掌舵人常有的心态。企业主自身理念和素质的缺陷以及集权情结,严重阻碍了职业经理人的进入和成长。

3.组织结构不合理

一个好的企业治理方案必须要有一个合理、有效的组织机构作支撑。我国企业因为各种原因实行的是特殊的双极制,即股东大会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监事会的权利流于形式。而浙江家族企业大多数则是极端的单极制,家族完全控制企业,基本上没有监督与审计机制,出现了家族企业主实际控制、忽视家族成员权益、损害小股东及公司利益和蔑视公司非家放专业人士权益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家族企业的发展。

4.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集权的等级制、职能分工,责权明确,业务流程化和操作标准化。总体来看,浙江家族企业普遍存在职能分工混乱、规章制度不完善、日常运作不规范、业务操作随意性大等现象。据有关资料表明,企业的重大决策项目,由业主个人或家族集权式的决策模式占到了88.4%,家族企业内部基本上都没有标准化、规范化的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决策专断、随意。

5.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

浙江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后,家族成员在付出千辛万苦后取得了巨大的权益,同时也收获了巨大的社会认可和社会财富,家族成员在企业发展上不同程度出现了动力不足的现象;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引入大量的专业人士治理公司,但又存在专业人士与家族企业之间天然的利益差别性,因此降低他们代理成本与道德风险的问题成为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权力的分配及自我利益的膨胀,可能会出现与企业发展不一致的现象;家族企业引进的专业人士与家族企业之间天然存在的利益差别性,会导致他们追求个人权益忽视家族企业利益,因此监督约束家族成员与专业人士的行为成为公司治理中必要的内容。

6.家族利益至上,忽视企业相关者利益

浙江家族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往往只顾家族利益,一味追求企业利润,忽视企业其他利益方的利益(如员工的必要福利、社会公德等),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告诉我们,利益相关者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产权,应该享用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是企业制度演化的必然趋势。

三、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与机制创新

考虑到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机制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法制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浙江家族企业发展所处阶段与发展水平,完全否定家族企业治理可能并不是目前浙江家族企业的理性选择。但是,忽视浙江家族企业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不重视外部环境变化对浙江家族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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