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价值来源于选择，这种选择首先从概念上预设着一个反现实的目标，这样，理性就被赋予了一类确定性，我们不得不在这种确定的规定性的“朝向”里生存，但是这种确定性并不是让我们“朝向”真理，此时的真理已不再具备明示实在本身的功能，因为明示的前提在于信仰。如果没有信仰，意志便无从存在，那么经验直观便不会成为可能，记忆也就不会产生了。我们是我们思维产品的产品，也正如柏格森所言，“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什么，但必须附加一句，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在不断创造自己”。[8]也就是说，我们理性制造发掘出的真理形塑着我们的生命基因，使得主体的存在既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物质实体，又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精神实体，而是在流变中体现出来的意志的绵延，是“应该如此”的价值判断而造就的事实。真理就是对人们从符号世界里对“应该如此”的这种可能性的构架的不断超越，理性运用真理来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因为真理首先就是一种信仰，实际上也就是运用信仰不断地对现实界进行信仰所朝向的那个确定的规定性的摧毁与重建。虽然真理来源于已经过去的直观经验，是作为对曾在的体验的注释而完成的对实事在观念上的意译，假如真理仅仅是事实判断，就是实在体实际所是的那个样子的考察而没有涉及对于真理后果的觉知，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用死的戒律来充实的以愚蠢的情感支撑起来的印象体。考察真理的后果也就是说明真理在作为一个对事实进行着价值判断的观念同时，也作为一种实现这种判断的力量成为一个事件。真理从来都不是一个已经完善了的概念，因为，作为一个命题，每个人的直观把握并不能实现完全的重合，每个人通过这样的命题并不都能达到这个命题所给予的那个意义的状态。真理作为理性的价值体现从事物自身的先贤中依靠意识活动来把握实在的本真面貌，但是，真理又不得不受不自觉的经验偏见和语音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经验直观对认识对象的观察和把握是否就是与事物自身所呈现出的那个样子实现了纯粹的不受偏见蒙蔽的符合，意识在指向某物的过程中一般都受到人们心理因素的左右，那么，真理就决不可能是对于现实的客观事实无条件的复制，对真理的揭示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朝向给予对象的主体行为，而是朝向立足于这种给予性之上的效果的延伸。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真理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取决于它在肯定现实基础之上所指的效果，那么理性出现了其在现代技术中遭遇的尴尬就不难理解了。由于目的被当作是检验真理在“市场”上的价值的尺度，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渐渐经过工具理性的操作而转换成为控制人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了。科学必须为社会生活的改观服务，为人类精神状态的升华服务，而不仅仅是应用技术去追逐单纯的物质利益。利益指令否定了生活方式可能的多元化，它只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对象，一个明确的任务，一种兴趣，一种观点，一个问题，而这些又统统围绕一个准则――即，物质本身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可以赐予人们“话语”的权威和“命定”的光辉――而进行。在不断的财富创造和财富消费之中，理性即被创造出来，又被市场经济里无情的商业竞争所悬搁。正如霍克海默所讲,“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既成了理性的现实形式，又成了破坏这种理性的力量……..随着经济体系的发展，在通过私人集团把人们分离开来的经济结构的控制下，由理性确定的自我持存（即资产阶级个体的物质冲动）展现为破坏性的自然力量，这种力量已无法与自我毁灭区别开来。…….纯粹理性成了非理性，变成了一种完美无缺却又虚幻无实的操作方式”。[9]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工业齿轮运转的必然结果。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出现着严重的脱节和充斥，同时，工具理性的无限发展又导致了艺术的文化功能的被遗弃和道德力的贫困。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鼓动下，直接的物质利益迫使理性放弃了时代的历史利益，资本的流动发挥着它对人性的解构，人性完全依附于资本，个性在这种资本的流动之中被奴役，并被同化。机器齿轮的工作推动着欲望的运动而满足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需求，但这种物质价值的创造同时也致使了道德力的萎缩和精神文明创造力的匮乏。于是，道德力的软弱，退化，无所作为就使得现代生活的内容显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尽管从形式上，商业文化依然为现代世界勾勒出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图景。
非常清楚，当代人对于经济，技术，娱乐，权力的热衷为他们的未来的存在预设了非常危险的情境，这种对于道德轻率的逾越是因为钻营以及钻营的手段对人具有良好的亲和力，使人觉知到物质利益的和蔼可亲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欲望的活力！判断力正在烦琐的，没有主见的对利益的逢迎中丧失，物质的人的形象越发高大，但精神上的人的形象则越发瘦小，社会心理在一种鹦鹉学舌的浮躁中被够造。很好理解，技术与权力的勾结对于真理再黎明前的破晓意味着什么，技术控制主义颠覆了真理所指的价值，甚至已经不在存在什么真理。现实给我们的教育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足与印度洋海啸相比拟，尽管破坏的威力还没有显现出来――教育究竟来传播一些怎么样的生活经验支配着实践对于生命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数字与概率才是教育所追求的核心目标，意识形态的越位使得教育必须具备的拥抱未来的使命的前景变的模糊不清，尽管权力从政治上不断为这一使命描摹出一个乌托邦的轮廓。而这又恰恰是教育的污点所在。
我们一直运用科学和技术来解释这一实在的世界，并通过释放思的界限来估价现代主体性的绝对化在此―在限境之中所扛起的责任，但欲望又唆使这种主体性偏离了责任的轨道而把自己抛向没有方向的超乐观或者超悲观的气氛中尝试让命定迅速通往幸福的路途。现实在经过与过去的对话来使我们从可能对未知未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因为对比就相应于观照一样可以对未来的风格作出评估并以价值来对此类风格进行修辞。因为时间的无限性，因此历史才并非是一潭死水。现时，工具理性对精神的反动虽然阻碍了人们正确理解道德力的真正内涵，虽然价值只是作为一个空壳被给予了过多的意识形态的使命，但是，道德力颓废的现状假如并不能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改良的话，技术最终将剥开一切泡沫的假象并把人从历史的轨道中剔除出去。
必须承认，“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但是，只要技术生活的繁荣还不能为我们的时代精神增添一些道德的品质和理性反思的风格，那么，正确意义上的理性就根本不存在于这个物质侵蚀着良心的时代。因为，现实是一切都可能存在和一切存在的不可能性及至于存在在意义上的虚无的统一。感性的冒险和理性的缺失所导致的必将是人格成果的自行贬值。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