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当这两种权力相互对立时，国家便只会陷入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15]。
其实，对这种神权与俗权（王权）之间争斗所带来的危害的揭示和分析，在《论公民》和《利维坦》里比比皆是。比如在《利维坦》第三十九章里，霍布斯认为，如果基督教国家的权威是分散和不统一的，那么教会与国家之间、性灵方面与世俗方面之间、以及法律之剑与信仰之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必然会带来党争和内战；比这更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都必然会随之出现基督徒和普通人之间的冲突。所以在霍布斯看来，“世界上有世俗政府和性灵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使人眼花缭乱，认不清其合法主权者而搞出来的两个名词而已”[16]。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神权与俗权、教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观念？按照霍布斯的理解，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把现存教会当成基督的上帝国的这一错误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必然会有人或者组织声称在尘世代表基督，罗马教皇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也就会产生世俗法和宗教法之分，世俗法是主权者在他本身的领域内的法令，宗教法则是教皇在同一领域内的法令。所以这就势必在所谓的基督的代表者、即教皇和世俗的君王之间分割权力和权威。
第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霍布斯把古希腊人的思想称之为“魔鬼学”，仅仅凭此，就足以反映出他对古希腊人的思想的厌烦。他在《利维坦》第四部分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此进行批驳。因为古希腊人认为人的灵魂是和躯体不同的实体，在躯体死后，每一个人人的灵魂，不论是好人的还是坏人的，都由于本身的本质而必然会在某一个地方存在。在霍布斯看来，这种思想根本承认上帝的超自然的恩典和存在。而且导致了灵魂与肉身的二元分裂，从而使得人的分裂，即人的服从的分裂。换言之，正是由于人的灵魂与肉身的分裂，导致了他们的双重需要，使得神权与俗权的二元对立。
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的结果，即基督教国家的权威的不统一以及由此导致的纷争、战乱和臣民不知道服从谁。霍布斯给出了他的解决之道。
霍布斯认为，人们行为的根源是他们对于这种行为究竟将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好坏结果的认识和判断[17]。人们是否服从主权者，也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通过前面的叙述和分析，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统一的权威，那么基督教国家则会由于教义的纷争、教派的冲突、神权与王权的争斗而陷入一种混乱、甚至战乱状态；而且人们得救的信靠力量也会模糊不清，使得人们更增添一重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恐惧。因此，尘世的臣民需要一个唯一的最高的牧者。一切世俗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既然在世俗政府中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之上权利的主权者，那么“在一切异教徒的国家中，主权者都称为万民之牧（教士）。因为任何臣民除开得到他们的允许和批准以外，都不能合法的向百姓宣教”[18]。但我们不能认为，异教君主的这种权力，在他们皈依基督信仰以后就被剥夺了。因为按照霍布斯的看来，在基督徒为王的国家，世俗国家和教会是同一个意思。基督没有规定他的君主都应当废除其王位，而且基督的权利也仅仅是“传教的或牧羊所的权利”，他也没有享有反抗世俗权威的权利。所以基督徒国王仍然是百姓的最高牧者。
在基督徒为王的国家，基督徒君主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判断制定世俗法律的权利，也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他们认为臣民作为国民和教民而言用什么法律管辖才算最合适，便可以指定什么法律。因为国民和教民已经合为一体了”[19]。这个时候，基督教国家的权威才是真正统一的，也只有如此，不仅尘世的和平得到保障，而且臣民作为教民的得救也有了权威的凭借。换言之，霍布斯设计的利维坦式的国家以及主权者终结了历史中的权威之争。罗马天主教教皇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圣经》解释权威被基督徒君主所取代。也就是说，霍布斯用君主的永远正确性或者无误性取代了教皇的无误性。
因此在霍布斯看来，如果基督徒君主高兴，他可以像现在许多基督徒国王所做的一样，将臣民宗教事务的管辖权赋与教皇。但教皇要从属于他，并且他是在国王的领土内根据世俗主权者的世俗权执行这一职务，而不是根据神权执行的。同理，当主权者认为对他的臣民的福利说来有必要时，也可解除这项职权。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也可以将宗教事务的管辖交给一个最高的教士或教士会议；并且可以按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赋与他们以管理教会或管理另一教士的权利，同时也可以按自己的旨意授予大主教、主教、祭司或长老等荣衔；还可以随自己的高兴为他的给养规定法律。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真挚良心，当然，唯有上帝才是这种良心的判断者。
所以，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式的国家里，主权者对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与言论及行动有关的一切事务都具有最高权力。因此，臣民无需为自己的和平担心，他只需要服从主权者就可以了；他也无需对自己的永恒拯救问题担心，只需要遵从主权者就可以了。主权者所规定的只是宗教的上层建筑，不会威胁到臣民将来真实的存在。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