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个人幸福与整体幸福的优先性问题上，斯密选择了后者。“当我们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不一致时，应当服从于更为可取的后者，甚至我们自己做选择的时候也是这样。”[⑩]这种选择基于两点理由：第一，整体幸福更能体现仁慈的美德。仁慈是使任何行为具有美德特征的唯一动机。那些旨在增进一个大团体幸福的行为，由于它们比那些旨在增进一个小团体幸福的行为显现出更广博的仁慈性，这样，它们也相应地更具道德性，因而整体幸福更值得追求；第二，整体幸福是“宇宙秩序”的要求。他指出，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有助于整体的幸福和完美。如果我们自己身陷贫穷、疾病或其他不幸之中，那么，我们首先应在正义允许的范围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摆脱困境。但若我们竭尽全力后发现无法摆脱，我们就应当对这种境遇心满意足，相信是宇宙的秩序和完美要求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维持这种状态。一旦摆脱困境的机会到来，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显然，是宇宙的秩序不再要求我们继续处于这种境遇之中。不仅是自己，而且亲戚、朋友或国家的不幸亦如此。在不违背神圣职责的前提下，如果我们有能力防止或结束他们的不幸，那我们就有义务去做。如果力所不能及，我们就把这当成是所能发生的最幸运的事情，因为它有助于整体的幸福和秩序。斯密这种以“宇宙的秩序”为理由，让社会下层安守贫困的观点，使得西方一些研究者把他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的、被残忍的竞争所支配的理论家。
人类社会具有“求富避穷”的倾向，即羡慕富人和大人物，鄙视或忽视穷人和小人物这种倾向。斯密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情感惨遭损毁的重要而普遍的根源。这种“求富避穷”的倾向产生原因有两个：一是这种倾向是社会建立秩序，维持地位差别所需要的。富人和大人物基于出身和命运的差别，在维持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上的作用比看似无形，又不确定的智者和有德行的人更靠得住。因此，社会的安宁和秩序成为比救济可怜人更重要的事情。富人和大人物比智者和有德行的人更受人们的偏爱。第二，尽管道德要求我们要博爱、富于同情，但人类终究抵挡不过权贵的诱惑。最终导致我们的社会“对大人物的尊敬，往往错在过度，而对可怜人的同情，却常常失于不足。”[11]
二、亚当·斯密的社会救济思想
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领先于世界开始进行工业革命，而以“住所法”为代表的英国社会救济制度因延续旧有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规定，固守农耕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明显滞后。它遭到了斯密的否定，其理由是，和学徒法令、行会一样，济贫法阻碍了劳动力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斯密在著作中详细考察了英国济贫法演变的历史。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贫困问题转由教区向辖内居民征收捐税来解决。每一个教区及其居民，为了自身利益，都要尽可能阻止流动的贫困居民加入到本教区。政府也颁布法令，使得普通居民难以在新教区获得户籍，因为他可能成为教区的潜在负担。这样，本来一个教区的劳动力不足可由其他教区的劳动力转移来补足，而“住所法”就起了负面的阻碍作用。“贫民要超越教区的人为境界，往往比超越国家间由高山脉或海湾构成的自然境界困难得多”。[12]斯密总结说，行会法规妨碍的只是技工和制造业工人的自由流动，而济贫政策通过对居住权的控制却妨碍了包括贫民在内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13]
在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上，斯密谈到，社会上除了乞丐，没人愿意靠别人的恩惠来生活，对个人来讲，接受施舍是一种不体面的经济期望。除了法律公正，我们也没有完全的义务去帮助穷人。不过，社会有责任为穷人提供参与市场竞争，并改善其自身状况的手段。这些手段，既包括提供公共工作和良好的公共教育道德情操论，也包括发展具有工作机会的商业经济。这比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制度都能更好地解决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另外，斯密也认识到了通过税收来平衡社会不同阶层消费中的作用。他主张对华丽的车辆和马车收缴更高的通行税，以使富人对贫民的救济做出贡献。
斯密还研究了社会分工与牧师慈善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牧师收入在早期主要来自地租和什一税，这种收入多以实物（如谷物、牲畜）的形式缴纳。数量之多，以致大大超过了牧师们自身消费的限度。当时社会上并无其他产品，如艺术品或制造品之类可供交换。除了大宴宾客、行慈善以外，剩余实物没有其他的利用途径。对为数众多的贫民的宽待和慈善，给予了牧师支配世俗力量与进行精神统治的双重权力，使他们赢得了下级人民的最高尊敬和崇拜。然而，随着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的逐渐发达，牧师们为剩余物寻找到了新的交换方式，不必再与他人分享，因此他们逐渐缩小了施舍范围，对穷人的款待也不再丰盛慷慨。这样，因利害关系逐渐衰微，下级人民不再视牧师为他们的安慰者和贫穷的救济者，牧师在欧洲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随之瓦解。斯密认为牧师必须改变自身这种虚荣放荡的生活方式，才能恢复人格尊严。斯密对地主慈善也进行了类似论证，并且看到了施与者和受施者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领主们的心情是否高兴成为了施舍是否继续的决定因素。斯密的这些论证为现代社会救助中权利理念的确立提供了合理依据。
三、亚当·斯密的工资待遇与职业保护思想
18世纪后期，英国政治经济变革使小农、贫穷市民、手工业工人等下层人民陷入深重苦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斯密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学说，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他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产生的环境。工人与雇主常会因为工资的高低问题产生争议，不过雇主能够得到官方支持，斗争可以持久，但工人却会因为眼下的生计问题而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尽管雇主居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劳动工资是有一定标准的，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减到这一标准之下。我们可以把这种一定标准的，不能再低的劳动工资理解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所自发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关于最低工资的数额，斯密认为，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需足够维持其基本生活，对于夫妇而言，在大多数场合，工资得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否则劳动者就不能维持再生产与赡养家室。斯密说，“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14]。在他看来，最低工资标准还应具有动态调整的特性。当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之后，劳动工资都应相应增加起来，否则会降低贫民养家糊口与提供劳动力供给的能力。斯密还谈到，劳动者报酬是好是坏，主要是看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真实价格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名义价格则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
斯密认为劳动报酬的高低映证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他提出，劳动工资的增长不是来源于庞大的现有财富，而是来自于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最高的工资不是在最富有的国家产生，而是在最快变富裕的国家出现。斯密为此列举了三个国家为例，北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财富，劳动需求量大而且报酬优厚。中国[15]虽然富有但长久陷于停滞，这种停滞使得支付工资的基金长久不变，也就是说劳动力需求不变。与此同时，社会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在不断增加，他们围绕劳动既定的需求量而展开竞争，这时候雇主就会把工资降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的最低工资，包括农民、技术工人在内的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就会变得贫困。在退步的国家，如孟加拉，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职业的劳动需求量少，这种职业竞争更加剧烈，工资则会减到维持极其悲惨贫困的生活水平上。最后，斯密作出总结：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征候；贫穷劳动者连基本生活都勉为其难，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候；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剧退步的征候。
在社会经济状态既定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存有五种因素会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报酬。首先，劳动工资受业务难易、污洁、尊卑而不同。在进步社会里，把其他人的消遣当职业的人都是极其贫困的，除了极少量的生活费外，他们实在不能有更多所得。其次，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的难易、学费多少而不同。一些公共慈善团体免费为穷人提供包括宗教在内的教育学习，因为学习的人数众多，求职竞争激烈，最终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就会低微。“法律从来没把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提高到它要提高的程度，也没把劳动者的工资减低到它要减低的程度。”[16]在他看来，这种劳动工资仅受市场供需关系的自发调节。再次，劳动工资还因业务安定与否以及需要负担的责任大小而产生差异。最后，随着获取职业资格可能性的大小，劳动工资也会不同。另外，某些职业如歌剧唱角、俳优，需要特殊的、为人们所赞赏的才能，但以此为业会招致社会偏见。斯密说到，我们因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要优厚他们的才能。一旦社会偏见改变，他们的职业报酬就会减少。
在如何对待劳动者才算公正的问题上，沃哈恩认为，“斯密表面上的硬心肠却具有很好的理由论文发表。”[17]斯密认为，怜悯和仁慈对保障工人的公正权利无济于事。法律虽然以非人性化的方式对待工人，但是却可以保障他们的公正权利。对于18世纪雇主虐待工人的行为，斯密十分震惊，他认为这种行为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还会带来经济上的低效率。但他坚持认为，只有当社会和自我监管失效的时候，才能动用立法的手段去促进劳动者的公正待遇，政治永远是最后求助的手段。在斯密看来，劳动者只有在自然自由的制度中，才能生活得更好。因为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社会中，劳动者如果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并把它作为一种为获得最好价钱而进行讨价还价的商品，这样他们就会获得经济自由、机会、福利和平等的优势。和马克思一样，斯密认为劳动者从未从自身的生产物中获得完全的报酬，不过他认为工人从未从雇主那里获得经济平等是正确的。总之，斯密认为自由市场是维护劳动者公正权利的最有利因素，其次是维护公正的法律，最后才有赖于怜悯和仁慈。
斯密的经济思想已涉及到初步的职业保护理念，这说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如职业病、工伤等已经引起了少数先知的注意。他谈到，几乎各种特殊业务的技工，往往因为操劳过度而患上特殊疾病。天性要求在人们在紧张劳动之后，要有一定程度的放纵和快乐，这种快乐有时只是悠然快乐一会儿，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果违背人们的天性要求，结果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人们迟早会因得不到放松而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斯密提议，雇主要听从于理性和人道主义，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该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斯密认为，各个行业的劳动者，只有把握适度原则，才能持续不断地工作。这样的劳动者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比其他人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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