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经济学：四大领域与两大论题*_哲学论文

同时，由于该学科的理论来源比较复杂，很容易形成门户之见，比如经济学者可能强调它是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发展的产物，宗教学者往往主张它属于宗教学而不是经济学哲学论文，人类学者又可能认为该学科的很多论点缺乏田野调查支撑而不足为据。因此，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多了解、多交流，才能消除隔阂、取长补短，以共同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

二、宗教经济学的两大论题

尽管宗教经济学的四个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关联性，但第四个研究领域——“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或“宗教市场论”，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四个研究领域可以归结为两大论题：前三个领域的逻辑主线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或可简称为“宗教经济互动论”；第四个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普遍采用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供求分析等理论和方法，在总体上都可称之为“宗教市场论”。

“宗教市场论”主要是“斯密传统”的产物。由于亚当·斯密既论证了宗教将随经济、政治变迁而走向衰落，又探讨了宗教供求也像世俗产品供求一样服从于市场法则，因而“斯密传统”也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化命题”，它着眼于宗教需求；二是“宗教市场模型”，它着眼于宗教供给。前者暗示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会影响到人们参与宗教的热情，确切地说哲学论文，经济发展将会导致宗教的衰落。后者将宗教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并且假定宗教需求不变，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其它方面，要看宗教供给者能够在宗教市场上争取到多少具有潜在需求的宗教消费者，这也隐含着后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经济效应。不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并非一个逻辑一致的整体。一些社会学家（如罗德尼·斯达克）和经济学家（如劳伦斯·R·伊纳库恩）否定“世俗化命题”而集中探讨“宗教市场模型”，而另一些学者（比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和雷切尔·麦克利里）则将“斯密传统”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研究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早期一些“宗教市场模型”的基础上，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等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更为系统的“宗教经济模型”小论文。该模型从微观（个体和家庭）、中观（宗教组织）和宏观（宗教市场）三个层次探讨了宗教市场的方方面面，并以99个命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宗教经济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假定宗教行为也一种理性的行为，并假定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的，宗教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就必定导致宗教的多元与竞争哲学论文，进而产生热切而有效的宗教供应商，提供优异的宗教产品，从而促进宗教的繁荣；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进而降低宗教的消费水平，引发宗教的衰弱。^[7]

不过，对宗教的经济学研究进路也招致了一些批评。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它仅限于分析基督教国家的宗教现象；虽然已有研究试图将这种模型拓展到欧美之外的社会和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但所涉及的非西方社会的宗教现象仍凤毛麟角。现有模型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忽略了对“非制度化宗教”的考察，只关注到宗教性表达（religiosity）的一种形式，即正式宗教组织中的宗教参与（其测量依据是成员身份及活动参与）。^[8]因此，杨凤岗教授认为，经济学进路也可以适用于中国哲学论文，但需要提出一个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宗教市场的复杂性，“三色市场模型”既可用于解释非制度化的宗教，又可用以解释制度化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说明，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宗教组织和信众并没有像管理者所期望的那样做出反应。高度管制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宗教，它只能将宗教组织和信众推向黑市和灰市，从而使宗教市场复杂化。在高度管制下，灰市不但范围庞大，而且变动不居，是滋生新兴宗教的丰沃土壤。对宗教管制的制订者和实施者而言，灰市的存在意味着宗教事务具有一种难以掌控的特性。”^[8]

此外，学术界还质疑：宗教市场论把“供应方”视为宗教变化的主要动力，这种解释倾向是否轻视了宗教市场的其他两个制约因素，即信众的需求变化和政府的宗教管理呢？同时，宗教市场论是否过于直接地将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市场规律套用于宗教现象研究哲学论文，以致漠视了宗教传统的神圣本性，把原因复杂的宗教信仰归结为“商业化的理性选择”，有多少宗教界人士能够认可这样一种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论倾向呢？^[9]只不过，该研究领域在《信仰的法则》出版以后，不仅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在中国也已集聚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做实证研究小论文。

相比之下，宗教经济学的另外三个本来联系更为紧密的研究领域，却还处于一种自行其是的状态，因而特别需要对其进行统合分析。这就是第二大论题——“宗教经济互动论”。无论斯密从宗教市场结构的角度隐含地得出宗教信仰浪费经济增长的时间和资财的结论，还是韦伯从社会职业分层的视角明确地提出新教伦理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塑造的论题，其着眼点都在于宗教文化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只不过，“韦伯论题”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英语世界后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诸多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脱帕森斯化”的口号下，更引发了对新教、天主教和其它宗教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重新检视；“斯密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经重新发掘以来，更多地被导向“对宗教的经济学分析”。

正如“韦伯论题”与“斯密传统”相互交织一样哲学论文，对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后续研究也是由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展开的。除了在定性分析上进一步做学理探讨外，这些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运用抽样调查、社会统计等方法进行多宗教的、跨地区的定量分析和经验证明。比如，Robin Grier（1997）对63个前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进行跨国研究，认为新教教义比之天主教教义，更能显示其同实际GDP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0]R.J.Barro和R.M.McCleary（2003）运用了对5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认为经济增长与宗教信仰的程度呈正相关，但与教堂出席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取决于是否具有信仰而非是否加入教会。同时，人们的健康、平均寿命与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健康程度越高，则宗教信仰程度也越高。^[11]Luigi Guiso等人（2003）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资料所做的一项涉及6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宗教与那些对自由市场和“好”制度有利的态度呈正相关——这里所谓“好”是指有益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12]

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从宗教史和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教团经济”问题小论文。关于欧洲教会经济的研究，也涉及中世纪天主教伦理与工商业的微妙关系，但更注重教廷财政与欧洲各君主国财政之间的消长变化。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哲学论文，也涉及锡兰和西藏地区的庄园式寺院经济问题，但以研究中国汉地佛教寺院经济的成果最多。这些研究不仅为宗教与经济的互动提供了来自历史资料的佐证，也从理论上解答了某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比如，作为中国古代金融业表现形式之一的隋唐三阶教之“无尽藏”，在提倡僧人乞食苦行的同时，聚敛并流通着数量惊人的财富。而其思想依据在于：“法离生灭之相，即为无尽，一多相即，故为无尽”，三阶教将施主施舍的财物子母辗转，生息不已，其利无尽，故称无尽藏或无尽财。“恰恰是信仰的因素保证苦行与财富能够并存”，“在财富的积与消的流转背后，蕴含着佛教徒自度度人的理想和业报轮回的宗教讲论的力量”。^[13]

此外哲学论文，由于“宗教的经济观”体现着不同宗教的立场，分别形成了佛教经济学、基督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等等，这些独立性很强的知识领域似乎难以整合到“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之中，但正如“韦伯论题”包含着不同宗教信仰对其信徒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一样，“宗教的经济观”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体现着不同宗教的立场，它们也是“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容之一。因此，“宗教的经济观”将与前两大研究领域共同构成“宗教经济互动论”。

总之，迄今为止的宗教经济学研究，可归结为上述两大论题。不过，至少对中国大陆来说，还应当关注一个与两大论题紧密相关的特殊问题，那就是商业化浪潮下的宗教境遇问题。这种相关之处大体包括几个方面：首先，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高度开放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人们的宗教热情日益高涨，以往对宗教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哲学论文，但同时功利色彩也更为明显；其次，宗教感召历来影响着宗教信徒的奉献行为，而在农耕社会逐渐转变为工商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奉献的内容已经越来越货币化，这也使教团活动的经济基础日益表现为价值形态而非物质形态；再次，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宗教团体，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采用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来管理教团，但也可能使教团的目标本末倒置，重视经济利益而轻视济世度人；最后，更为致命的是，当追逐经济利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冲动时，宗教文化资源不仅被整合到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之中，而且企业、个人也把宗教文化资源当作“唐僧肉”，宗教信仰的高涨与经济利益的侵蚀相交织哲学论文，使得宗教市场、以及宗教与经济的互动都呈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小论文。

就宗教市场而言，一方面，有的官员和学者仍然持守“鸦片论”思维，致使有些干部和民众依然“谈教色变”；另一方面，“借佛敛财”的行为更加突出，有时还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参与、乃至放纵。这种政治上的“左倾”色彩与经济上的“右倾”行为并存，使“正信”的宗教处于被夹攻的境地，人们在“红市”中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信仰商品，必然转向“灰市”和“黑市”。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在政治上对宗教进行控制更为困难；另一方面，“正信”的宗教面临着一种西方宗教未曾遭遇的、来自经济利益侵蚀的“世俗化”的可能性。^[14]

就宗教与经济的互动而言，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教团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更为雄厚，但信徒们的宗教奉献所累积起来的巨额财富哲学论文，也就成为很多人志在必得的“唐僧肉”。当宗教文化为政府的GDP和税收、以及企业和个人的发财欲望做“贡献”时，“正信”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反而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样，本该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发挥“化世导俗”功能的宗教团体，可能自身都难保，更遑论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业”。宗教最重要的“伦理贡献”被“经济贡献”所抵消，“宗教的经济观”也就只能剩下理论上的价值了。

因此，当代中国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境遇，为宗教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特殊的素材；中国宗教的良性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对宗教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期待。这对中国宗教经济学研究来说，既是机遇，更是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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