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令国民政府难以容忍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当初正因为苏联做出了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许诺，保证不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因而国民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转折，使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而在战后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利用1945年8月到1946年4月底苏联对满洲占据，以阻止国民党军队推进，方便共产党统治的建立，并通过给予后者‘俘获’大批日军装备的时机，大大有助于增强中共的军事潜力。” [13] “仅在1947年里，苏联就向中共华北和东北根据地提供了价值15100万卢布的各种武器、设备、战略材料和工业。”[14]而且实际上将旅大行政权交给了中共，并且中共控制了东北大多数中小城市，甚至一度控制了一些大城市，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却无法开展工作，很多被中共肃清。不仅如此，旅大还成了中共在东北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中共利用其控制的旅大民主政权与苏联对大中企业实行合作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共提供了战略支持论文格式。[12]使得国民政府在东北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国民政府急需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另外，由于中苏双方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双方的对内对外战略也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双方在历史上就有纠缠不清的恩怨，双方历来就缺少信任感，特别是“《雅尔塔协定》公布后，举世沸腾，苏联意想,犹未餍足,东北前途,殊堪殷忧。”[23]而这正好又与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张莘夫事件”一起使得国民政府和民众对苏联的不满达到了一个顶峰。另一方面，中苏同盟是建立在对日作战的基础上的，虽然此时还处于对日战争状态（对日和约还未签），但日本的投降使这一基础彻底瓦解。因此，可以说北塔山事件的爆发是众多偶然性因素中的必然性因素，双方关系的破裂从长远看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与国统区爆发经济危机相伴随的是国统区民众运动的愈演愈烈，其中尤其以学生运动最为壮大，以“武大事件”为代表的高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支持和领导下在国统区开展了全面的反抗运动，不过在北塔山事件见诸舆论前高校“学潮”已经得到很大缓解，北方学潮已经基本平息，曾经闹得最厉害的武大也在政府接受其包括军法处置有关事件官员的条件后“对中央措施感到满意”，[24]随即武大复课，“中大暨金大昨日起已复课”，[25] “北方学潮已基本平息”， [26]由此看来，此时“学潮”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控制，尽管还有少数学校仍然还没有复课，但在主要大学已经复课的情况下，各高校复课在此时已是早晚的事了，因而部分学者将国民政府扩大北塔山事件的原因归结到学生运动很显然有欠妥当转折，事实上从六月九日以后关于“学潮”的报道已经很少见诸报端了，“北塔山事件”见于主流媒体却是在十一日以后，而后来“学潮”又重新兴起那又另当别论了。当然，虽然国民政府主观上并没有从平息学潮出发，但却延缓了新一轮“学潮”的到来。
尽管国民政府在宣传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国际上也是积极活动，并且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得不偿失的，由于众多原因，这种努力必然会走向失败的境地。
四 北塔山事件结束的原因
北塔山事件很快无果而终的结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有中国国内迅速改变的局面，也有国际方面和国民党内部的作用。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张治中历来是倡导中苏友好的，在他主政新疆期间新省局势也确实相对安定，事件发生后尽管张治中也一度怀疑事件与苏联有关，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其逐步改变了看法，并致电中央“说明中央社所发消息并不真实，不仅蒙兵没有‘侵入新疆境六百余华里，使我军民死伤颇重’，亦不能证明轰炸的是‘苏联标志’的飞机。我认为这是局部一时的冲突，只能向蒙古或请苏联转达蒙古提出抗议，不应该向苏联提出抗议，此时以国内及新疆的形势论，都不宜使事态扩大。”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一度准备派遣以白崇禧为团长的调查团赴新展开调查，但张治中认为：“现在再来一个反苏的国防部长，岂不是火上浇油？并同时电蒋说明白万不可来的理由。”[1]其后又多次致电王世杰“倾向于对苏联迁就容忍”。[6]张治中是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作为西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他在北塔山事件上的态度可谓至关重要，这是国民政府必须考虑的情况。而蒋介石也须适可而止，以不至使事态失去控制而彻底失去苏联的支持，最少表面上存在的中苏同盟比中苏的彻底决裂对国民政府来说是好的，在一定程度上中苏同盟的存在能够阻止苏联明目张胆的对中共给予援助。就在双方展开外交战的过程中，蒋介石也表示：“中国绝无变为‘反苏基地’的可能”“绝对不会威胁苏联安全”“始终恪守中苏友好条约的义务”。[21]
经过一年的内战，国民政府不仅没能消灭中共的力量，反而中共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共军在整个战局中操有战略上的主动，国民党在满洲的地位是艰险的，在山东省和河北省的地位也很成问题”，[7]整个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颓势状态已经显现出来，再加上由于1947年5月国民政府下令取缔民盟以后其政治上受到民主党派的巨大压力，民主党派纷纷由支持国民政府转向支持中共，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把精力集中于国内战争，而暂时在新疆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态度。
而对斯大林来说，此时东欧的形势虽然对苏联极为有利转折，但由于在匈牙利问题上与英美等国存在很大的分歧，没有足够的精力顾及东方，况且苏联在传统上就一直以东欧为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加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害怕在中国问题上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会加重与美国的矛盾。另外，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新疆的经济合作谈判一直在进行，苏联也不希望北塔山事件影响到苏联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总之“至于苏联，正大拼命恢复国家元气，不但不愿发动战争，反之却在极力避免战争，而且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它能解决问题，今天的世界也许早就平安了。”[20]
美国的态度对国民政府处理北塔山事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事件发生后美国主流舆论站在了国民政府一边，但新疆传统上就很少有美国利益的存在，美国关心欧洲远胜于新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战后的欧洲经历了难以置信的惊人发展，要求人们采取紧急而专注的行为。美国在谋求和平的全球战略中，必须首先考虑欧洲论文格式。”[15]而在此时，美国最关心的是国共战争问题，就在北塔山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即派出魏德迈使华，魏德迈对国民政府在战争中的不作为深感不满，虽然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还是主张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却要求中国加快改革。中情局的调查也认为：“实质性的经济改善需要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领域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内部改革，还要加强海外相当的外部援助以支撑货币并推动重建工作。”此后中情局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最能反映美国政府对事件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国民政府不能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苏联违背了1945年不干涉新疆事务的保证。” [13]另外，尽管经过二战以来有所改变，但在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一直有很大的影响，正如司徒雷登所说：“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危险性：‘给中国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特别是涉及这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一些具体做法上给予指导，就会使美国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而不能自拔，从而增加更多的承诺。这在国内一些人士中（纵然并非所有人），未免会引起抱怨情绪和增加混乱。同时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甚至危及到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义务的能力’”。[15]很显然上述问题也是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从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政府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他并没有意识到美国为了保证其全球利益，是不可能不顾一切支持国民政府的，而毛泽东却有清醒的认识：“美国进攻苏联的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争夺‘中间地带’所释放的烟雾”。[16]
五 北塔山事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北塔山事件对苏联以及国共双方来说影响都是深远的，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北塔山事件使得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外形势更加不利，在国际上失去了中苏同盟，使中苏同盟成为一块空壳。从此，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事实上向美国“一边倒”转折，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处于无法改善的地步，而毫无疑问国民政府要想在中国国内问题上取得有利地位没有苏联的支持是万万不可能的。从苏联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没有确凿根据的前提下多次对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显然使苏联认为国民政府在执行对苏不友好政策，认为是一次蓄意的反苏行为，从此苏联彻底放弃了同国民政府合作的态度，在三区问题上采取支持三区退出新疆省联合政府的政策，使“三区”再一次与“七区”处于对立状态。而在对共产党方面，苏联彻底撕掉了以前暗中支持的面具，从此除了在国际外交场合之外大张旗鼓支持中共与国民政府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而中共毫无疑问是北塔山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事件发生后中共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反苏政策，就在孙科发表指责苏联的演说后不久，中共控制的《群众》就以“孙科原形毕露”为题对孙科来了次大清算，[27]并因此而被国民政府称为“标准卖国贼”，[28]这些都使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得自苏联的大量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质使中共在国内战争中更加处于有利地位，就在北塔山事件发生后不久，刘伯承、邓小平率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这一战略决策的做出也是与北塔山事件的进展有一定关联的。
北塔山事件是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事件本来与苏联没有直接关系，但却被国民政府错误的加以利用，企图通过强硬的外交政策以扩大美苏矛盾，转移国内视线，扭转日益恶化的内外形势。但这一举动反倒适得其反，不仅使得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全面恶化，并且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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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等待接收的旅大[N]．中央日报1947-6-20日(2)
[23]雅尔塔协定公布，举国沸腾[N]．民国日报1946-2-26(2)
[24]武汉大学今日复课[N]．中央日报1947-6-9(2)
[25]中大暨金大昨日起已复课[N]．中央日报1947-6-11(5)
[26]北方学潮已平息[N]．中央日报1947-6-7(4)
[27]孙科原形毕露[J]．群众，1947，7（3）：10
[28]外蒙侵入新疆，哈市共产党庆祝[N]．中央日报1947-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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