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份报纸为大后方文化人提供了舆论平台。《新华日报》发刊词中就明确地阐述了它的宗旨：“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舞前进的号角”并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下，与全国一切抗战救国之士，相互勉励，共同携手，为驱除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并“将尽其所能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愿将自己变为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声。”《新华日报》迁来重庆后，于1938年12月5日发表社论：“本报产生于抗战烈火之中，自始即为抗战建国而努力，一切言行但求有益于国家民族，赴汤蹈火早所不辞。”在这种宗旨下，许多文化人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发表文章，使得《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成为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舆论平台。例如：1939年初，文协成员葛一虹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提出了确立抗战戏剧政策的问题。著名学者马寅初曾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统治腐败与黑暗的文章，重庆许多报纸都不敢刊登，周恩来决定由《新华日报》刊登他的文章，支持进步文化人士的言论。陶行知在《新华日报》五周年纪念时写了这样一首诗：报告正确消息，粉碎歪曲理论。写得大众能懂，充当万有课本。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教别人。这是抗建武器，共灭纳粹瘟神。他在敬祝中这样写道：“报章最大责任在说老百姓心头想要说的话，写老百姓眼睛看的懂的文章，便利读者，即知即待，帮助国家动员最大多数的最大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和世界民主国共同扑灭法西斯强盗，今承《新华日报》五周年纪念，献此祝词，藉寄切望于各报及读者。”可见，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大后方文化人提供了舆论平台，俨然成为“我党与党外人士共献心力于抗建事业的公共论坛。”
三、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大后方文化界活动，宣传其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文化界组织的各种活动，宣传其抗日爱国主张。例如：中共派共产党员到各报刊杂志社工作，如《大公报》有记者范长江、徐盈，编辑高集；《时事新报》有张友渔任主笔，陈翰伯任国际版主编，甘露任记者等。通过这些人的工作来影响或改变内迁报刊杂志的办刊思想、方针，引导内迁文化的向前发展；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文化界的法西斯统治，大后方文化界沉寂了，面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文化界找出了突破口，成立了在大后方非常有影响的中华剧艺社；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和帮助郭沫若写出了好几部历史剧，借话剧舞台上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象一阵阵猛烈的雷电，揭露了反动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同时，许多民主同盟创建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民主社会科学社是在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怀下组织起来的；1943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代表华岗根据党的政策来云南秘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帮助指导民盟的工作和云南大后方的民主革命活动、青年活动等各个方面的群众运动，公开同云南上层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接触并发表文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文化知识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现，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它的成立和共产党的倡导、支持密不可分：最早倡议成立“文协”的是共产党员、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他的倡议得到文艺家们的赞成；1938年“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极富意义的演说，他呼吁“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希望“文学家应分布于各战场、各内地，更多地接触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化传统”，还要认清“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责任”，为“文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得到广大文艺作家的拥护。此外，中共还通过组织聚餐、座谈会、祝寿等活动来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中共对进步文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使他们更加坚强地进行斗争，从而推动内迁文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文化人给予援助和进行营救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物价飞涨到惊人的程度，人们生活越来越艰苦……就连往日经济相对宽裕的文化人，也陷入了无米下锅、捉襟见肘的窘境。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大后方文化人的帮助一直不曾间断过。例如：1940年11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组建起来的，采取多种形式对大后方贫病交加的文化人进行援助。皖南事变发生后，著名戏剧家洪深感叹世事艰难，一家三口在重庆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幸告脱险。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前往慰问，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到桂林休养。皖南事变后，周总理念念不忘一大批身在虎穴重庆的文化工作者，组织了两百多人撤退。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