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良主义思潮源于洋务思潮而又高于它，他们又与洋务思潮有割不断的联系。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确起过刺激和促进作用，对破坏和惊醒封建小生产方式及其整个社会氛围也起过积极影响，但冯桂芬的思想是“夷务第一，剿贼次之”相映衬，洋务思想却是以“对内屠杀，对外投降”为指针。二者是有区别的。六十年代，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经历洋务运动，是“船坚炮利”方案的主张者和拥护者。王韬写了“精习枪炮之法”为内容的《操胜要览》，薛福成也写了《乙丑上曾侯相书》。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他们讲求新式武器以致工艺技术。到七十年代，他们都着眼于工商业的发展问题，开始指责洋务运动“徒裘皮毛”，另外提出“开矿务以采煤矿五金”、“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舶以达内河”、“立公司贸易于外洋”．．．．．．等等建议：
“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诸于民而。民生即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以有为。”[7]589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则为中国计者，即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商务之兴，厥要有三，一曰贩运之利（指商业）……一曰艺植之利（指农业）……一曰制造之利（指工业）。”[8]1680
出身于东南商业城市与商界关系十分密切的洋务派人员马建忠则更坚决的提出了国家保护商人以与外商抗争的经济政策：
“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9]763
这些都是出现比较早的新鲜思想。这些思想有着发展民族资本（地主、官僚、商人、旧时矿主、洋行买办等都开始投资或正在转化）作为它的思想基础，所以它尽管微弱，却不是一闪即灭的偶然现象；恰好相反，它实际上是日益向前发展、丰富而逐渐形成为一种思潮了。它由一种片段凌乱的建议条陈扩充为一整套的巨细毕备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变法方案。七十年代王、马、薛等人的这些思想在八十年代郑观应、陈炽等人的著作中，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郑观应看出“船坚炮利”显然不能抵抗住外国的侵略，他提出“习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为本，兵战为末”[10]1942的思想。在这种痛切的感受、认识下，他们积极的提出了许多改良主张，从兴办工业到国家预算，从交通运输到“厚俸养廉”，触及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各方面的具体经济问题，而其中却围绕着国家应该如何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讨论。马建忠就提出裁厘加税的主张。科技论文。创建、发展近代工业（轻工业）、矿物业和交通业，成为改良派的一致主张。另外陈炽还提出了专利制度以“劝工”，重入口税轻出口税以“惠商”等主张。从上可以看出，从王韬、马建忠、薛福成到郑观应、陈炽以至到九十年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略有不同），整个十九世纪改良派经济方面的思想主张，贯穿着一种近乎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倾向。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外表和现象，如裁厘加税等，而没有也不能真正建立甚么系统的或理论的经济思想，没有也不能深入的探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他们只是对当前极迫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和方法。这些意见和方法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具有抵抗外国经济侵略、希望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先进性质。尽管因为顽固派阻挠和反对这些建议，使他们成为纸上谈兵，但是，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起了深刻的影响。
（二）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要求
1884年中法战争的失败，给麻木不仁的上层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洋务运动的“船坚炮利”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它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人们对抵抗侵略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入，日益了解“自强”不能单靠新式武器，腐败昏昧的政治统治开始在人们心中引起要求改革的情绪。改良派由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首先从议会制度开始的。他们认为它是“救亡之道”、“富强之本”。“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 [11]1507 “泰西各国咸设一样，……民以为不便者不便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制治固之本也。”[10]196他们只是维护地主商人的利益而害怕和反对任何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如共和国、普选制度），在事先就忧虑“举国听于议院，势太偏重愈趋愈远，遂有废国法均贫富之党起于后。”他们一直毫无例外的主张中国采用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君主也，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议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10]1235其次，他们更极严格地限定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社会地位和财产，以剥夺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科技论文。充分暴露了改良派变法思想的地主资产阶级本质。但是改良派这种软弱的开放政权的请求，却仍为维护“万世一系”“圣明天子”的封建官僚所极力反对和否定。
改革文化教育一直是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部分。他们要求改变封建愚昧主义的文教政策，取消和改变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另一方面则主张设立学堂学习“西学”。他们认识到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必须有大量的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显然，由如何御外到如何改内政，由经济要求到政治要求，由发展工商业到主张开议院，改良派思潮的发展是日益深入和定型。科技论文。
三、改良主义思潮的高潮和顶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良主义思潮达到它的高潮和顶峰，形成了一个质的飞跃。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加重。清政府采取了奖励、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的措施，尽管很难落实，加上外国资本的直接侵入的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它的真正发展。甲午战争后工厂激增，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五年内有82家，而从1872年至1894年20余年内所开设的工厂才66家。[12]1978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壮大，使改良主义思潮有了广泛的阶级基础，迅速传播开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中，变法思潮突破以前的樊篱，在中上层社会官吏和士大夫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错误思想和政策在事实下破产，日益倾向于改良主张。这时出现了许多要求变法的的奏议、文章、书籍、报纸以及宣传改良的学会、学堂等。其中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梁启超的《时务报》政论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作。据梁启超记载，自“强学会”被迫解散到戊戌变法的三年中，全国自发组织的学会、报馆、学堂达51所，范围遍及南中国。这就冲破了清朝数百年来严禁士人集会结社、议论政治的传统法令，为资产阶级民主生活迈开了第一步。变法维新由宣传走上了实践的行动阶段。康有为是这一时期整个改良思潮的中心人物和领导者及主要代表人。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对改良思潮进行了最后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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