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劳工。劳工全球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多。这些移民潮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结构的强大因素。[3]331在21世纪初，劳工移民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即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欧盟内部，从一个成员国移民到另一个成员国的情况也比较少。移民人数大幅度下降是19世纪末全球化和21世纪全球化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几乎所有国家对劳动力和对外直接投资跨国流动的态度都存在很大差别。对于资本是鼓励流入、限制流出；对于劳动力却是鼓励流出、限制流入。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强调了贸易自由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流动等，却没有涉及劳动力流动的任何内容。[9] 劳工移民的壁垒正是现代福利国家旨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政策所设置。吉尔平认为即使把本国的财富拿出来与全世界贫苦人民一起分享，即使消除国际移民壁垒，让穷人迁移到富国来，缩小国际收入差距。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人们几乎不关注劳工和劳工移民，国家的边界肯定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
（六）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各国经济通过贸易、金融流动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相互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5]296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成了国际经济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政治事务的最突出的特征。[3]1问题是各国决策者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种认为全球化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不可逆转的势头，它将会增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另一种则指责全球化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应该扭转全球化进程，至少要把它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之下。
19世纪中期，英国运用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持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现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二战后，西欧和日本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方便国际投资与技术的流动，加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大国美国所促进的全球化的行列中来，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这两个全球化时期都立足于强大的政治基础，说明全球化的成功需要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是自动发展的，它要求各经济大国之间进行合作。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全球经济新秩序也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三、这种超越引起什么改变？——吉尔平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简要评价
王缉思在评介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时指出：评价一项社会科学理论，褒贬其中一点而不及其余政治论文，固不可取；仅举出其观点的荦荦大端做一些分析评论，也欠周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唯有从整体上把握其结构特点，才能较为全面地判定其优劣。[10]我即以此态度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作简要评价。
吉尔平的GPE，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发展历程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是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实现了对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综合和超越，既从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中汲取合理成份，又注重对二者的突破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吉尔平对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的看法，引发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质疑。他从现实主义视角对IPE的阐述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IPE的诠释间的论战随即展开，争论的过程，也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也诱导了后来自由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吉尔平围绕跨国经济变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他承认自由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强调国家、国际体系的政治框架是市场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以国际政治框架为基础和保障。国家与国际体系是自由国际经济顺利、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以霸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并保障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滋生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间的辩论。
吉尔平试图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的双赢目的，以现实主义规范国际政治，以自由主义指导国际经济的运行，或者说，用现实主义作为分析框架，同时追求自由主义的价值。因此，他的IPE突破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间的封闭状态，以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试图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各范式间的交融性。
吉尔平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进行研究政治论文，对于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事实上已经将经济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的范畴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开辟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在对IPE理论来源及其动力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与发展问题、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由此对世界政治经济转变和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的探讨，无疑奠定了关于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石。[11]通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互动研究的结合，弥补了IPE研究的不足,从过度关注国际体系及其对国际和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到重视对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及其对国际体系作用，使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一起成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层次。通过对非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军事问题的研究使安全研究的对象多元化，使安全研究的范围得以拓展。并且，吉尔平在现实主义对权力认知的基础上，从IPE的角度将权力分为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一定意义上，就国际关系实践的发展而言，经济权力推进了国际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吉尔平的GPE理论也概莫能外。他在GPE中把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相结合，以解读各种影响全球化的力量、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但过分强调国家中心、霸权稳定和自由秩序,忽视了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并客观上使自己成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代言人。[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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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慧华.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评吉尔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美国研究，2004（1）:138.
[5][美]罗伯特·吉尔平.杨宇光等译.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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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罗伯特·吉尔平.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6.
[8][美]罗伯特·吉尔平.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15.
[9]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3.
[10][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前言>[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9.
[11]刘中民，桑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4）:33.
[12]郑先武.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观点述评[J].国际论坛，200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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