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在当前西方学术界，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非常流行，罗伯特·吉尔平当属佼佼者。本文试图从全球政治经济学（GPE）产生的时代背景，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主题，以及这种超越引起什么改变为论述的构架，以这三方面来诠释吉尔平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到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实质。
论文关键词：吉尔平，IPE，GPE，国际关系理论变迁
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实际影响，许多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提出，应当用全球政治经济学取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如斯蒂芬·吉尔所述，我们宁可使用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普遍流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1]因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次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无法涵盖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全面评述，为解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让位于全球政治经济学。[2]
不过,从全球政治经济学角度专门论述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著作并不多见。罗伯特·吉尔平继1987年出版《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后，新千年伊始,相继出版《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全球政治经济学》两本专著,从全球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全球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了全面的评述，反映了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
一、吉尔平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动因——GPE产生的时代、理论背景
吉尔平起初只想把《全球政治经济学》这个里程碑式的研究作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二版出版。但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世界政治、经济和相关理论的巨大变化，增进了人们对IPE的理解政治论文，也为吉尔平进一步的理论探索，阐述GPE搭建好了舞台。以及吉尔平本人对IPE认知的加深，使读者得以看到吉尔平的这本全新的研究论著。具体是哪些变化使吉尔平决心另起炉灶的呢？从而产生了由IPE到GPE的理论变迁的。
第一，冷战的结束、苏东集团瓦解、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烟消云散。在20实际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冷战及其联盟结构提供了世界经济在其中运作的框架。美国及其主要盟国通常让潜在的经济冲突服从于维持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需要。强调安全利益和联盟团结成了政治联合剂，促使世界经济凝聚在一起运行，有利于各国对经济问题上的重要分歧作出妥协。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削弱了。与此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比以前大得多了，因为前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更加愿意参与市场体系，欠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全面地参与世界经济活动。[3]
第二，电信、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或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经济观念的被广泛接受。交通运输新技术使交通运输成本、特别是跨越大洋的运输成本大大下降，从而才有了建立全球贸易体系的可能。计算机和电信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全球金融的流动；这些事态在促使跨国公司执行全球战略和运作中极为重要。技术变革导致时空距离的缩短大大减少了国际商贸的成本。贸易壁垒以及各国经济壁垒大大降低，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业务进一步活跃。从而有力地激励了贸易的扩展，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经济和技术上的这些变化，投身到国际市场中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执行诸如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全球经济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这些变化和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极大提高，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经济区域化潮流也得到迅猛发展。[4]经济区域主义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变化而风起云涌的。经济区域主义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问题和对高度相互依存、同时又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作出的重要反应。由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起来，参加区域化集团的国家加强了合作，以便提高它们的独立自主、讨价还价的地位政治论文，并推动其他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每一个区域化协定无疑都体现出各国齐心合作，以促进实现本国和各国共同的经济与政治目标的意愿。
第四，理解GPE密切相关的新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分析和理解经济变化和全球经济的动因提供了概念框架。新经济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信息等基本观点提出了挑战。强调寡头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性，还把历史过程、制度和空间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强调历史、地理和社会政治制度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补充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有助于理解世界经济在全球财富和权力分配中不连续、不均衡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深刻变化等特征。新理论对研究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动因提供了真知灼见。[3]96
二、吉尔平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方向——GPE研究的理论主题
GPE的研究主题集中在这六个方面：国家、公司、资本、权力、劳工、全球化。这六个范畴是密切相连的，它们相互决定本身的性质，并且以共同而不独断的方式，界定了当代GPE所占的知识领域空间。这些范畴没有任何一项是专属于GPE，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使的GPE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2]324
（一）国家。吉尔平把“全球的政治经济”定义为市场和诸如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之类强有力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3]13此定义体现了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术观点。他以此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认为民族国家仍是国内、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要角色，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世界经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民族国家的政策，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强调了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体，也承认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
吉尔平驳斥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过时”的观点：经济和技术的力量已使民族国家黯然失色，并且正在开创政治边界和民族国家政府不在重要的全球化世界经济。[3]16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经济力量的确正在一些重要方面削弱一国的经济主权,但人们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严重夸大了,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民族国家继续是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主要的行为体。大国绝不会让全球经济产品的分配和经济力量对其国家利益的影响完全受市场的左右。经济效率和国家雄心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推动力。[3]8即使民族国家真的消亡了，某种形式的合法的新的政治权威肯定出现。
（二）公司。跨国公司拥有重要地位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它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发生了影响。尽管早期跨国公司剥削和征服当地人民，对世界造成破坏，是有罪责的，而现代跨国公司则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又有益于世界各国人民。跨国公司及其投资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地点、国际贸易的格局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率和生产率产生了影响，但不能夸大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各国国内经济的运作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民族国家仍在唱主角。
对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吉尔平承认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但不同意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强大的独立的行为体的观点。“不管怎样政治论文，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争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5]跨国公司仍扎根于本国经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国历史、文化和经济体系的产物，它的战略与行为的许多基本差异反映了各国在制度结构、经济政策和社会关注重点上的差异。总之，在世纪之初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国籍的全球性公司。
（三）资本。金融是资本全球化的支柱。21世纪来临之际，对资本全球化的分析应当始于对金融的分析。[6] 金融领域是市场国际化最发达的领域，也是资本运作达到最高灵活程度的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兴起为全世界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本资源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资本匮乏的欠发达国家可以借到资金来发展经济。“金融领域的需求清楚地反映在投资结构中：自80年代中期以来，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最大项目论文开题报告范文。”[6]27成为制造业或服务业大集团日常运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反复出现的特征，国际金融流动必须接受某种调节机制的管理。
金融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资本流动把世界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使国际金融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它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影响。但国际金融是局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仍旧以国家为基础，由既密切联系又彼此独立的各国金融体系组成。金融仍以具有强烈的偏心本国效应为特征。
（四）权力。对于国家自身生存而言，权力的意义重大：第一，权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和权力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权力以国际关系中军事、经济和心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等其他因素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其生存条件就是为获取权力，国家必须不断地关注权力关系的变动以及在国际均势中国家利益变化的后果。[3]14
第二，国家关注相对权力。国家间权力的分配构成了各种国际体系的主要控制形式。每种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都在该体系内、尤其是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组织并维持一种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网络。[7] 相对权力最大的国家将拥有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相对权力的大小关系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也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等的安危。
第三，国家也注重经济权力。吉尔平用GPE来分析权力，增添了权力构成的新要素，权力不再是政治、军事领域的专有名称政治论文，经济领域也存在权力。市场本身是影响政治效果的权力根源之一。由经济依存关系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8]经济权力的本质是中断贸易往来的能力、影响其他国家的一种有力手段。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权力作用得到强化。国家将利用权力来影响经济活动，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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