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本文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对中国党政关系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而后分别从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角度对党政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社会浸合度”的概念，主张以“党政结构”代替“党政关系”，以“调整党政结构”代替“理顺党政关系”，指出调整党政结构的目标是实现党政结构合理化。
论文关键词：党政关系，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浸合度，党政结构党政结构合理化
一、党政关系问题概述
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任何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无法回避“执政党和政府”这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政治实践中，党政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政治家们，它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归宿。中国的党政关系错综复杂，对党政关系的调整，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碰撞，也牵涉到不同利益的博弈。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党政关系的调整相对于其他政治关系来说，需要更加平稳的政治环境和更加更加缓慢的历史过程。
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党政关系问题的解决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一味的强调“党政分开”。 1989年到1997年之间，中国共产党对党政关系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与积极推进党政体制改革并列，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依法治国等。[1]这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不仅增加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民主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路的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把目光局限于党政关系这一点，不再机械的思考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配比问题，不再简单的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处理党政关系问题，而是注意到了党政关系所处的大背景，开始关注整个政治环境的改善，以渐进有序的方式来解决党政关系的先行问题。
所谓党政关系的先行问题，是指要妥善处理党政关系问题所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诸如依法治国一类的先行问题本身就是中国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先行问题的重视，是正确把握了党政关系与先行问题之间的关系的必然选择。由于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一刀切”的做法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结局。只有先行解决长期存在于政治环境中的先行问题，才能使得党政关系问题的解决不再有障碍，使得党政关系问题的解决看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而避免社会混乱。解决这些先行问题，不是出于现实困境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
中共十六大提出，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的开展工作，对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都作了制度上的原则规定，并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开展工作，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十六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加快了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步伐，在党的最高层面的政策文件中明确的表述了执政党与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并且从宏观的角度划分了各自的功能与职责。十六大之所以明确了党政关系问题的解决路径，主要是因为对先行问题的解决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有条件、有能力在比较平稳的政治环境中理顺党政关系，逐步推进中国党政关系的合理化和制度化。
当务之急，并不是讨论理顺党政关系的具体措施，而是摸清党政关系问题的思路，思路对了，措施自然就会有。所谓思路，就是对党政关系问题的基本认识。如果对这个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措施设计的再好也于事无补。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学者普遍把党政关系问题简单的理解为党政分开问题，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混乱。由于党政分开的思路把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视为一种对立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采取的措施必然破坏和谐的政治环境。相比之下，“党政关系规范化”是一种合理的思路，现代政治普遍实行的是政党政治，“党”和“政”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党”和“政”一旦分开，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党”和“政”只能有职能上的区分结构功能主义，执政党不可以退出政府过程，“党”和“政”不能在政治上分开。[2]
规范化的党政关系是什么形态的党政关系呢？党政关系的规范化过程实际是党政二元主体一元化的过程。二元主体一元化，并不是说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而是以一定的规则实现有机结合，是党和政府发挥各自的作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一种党政关系形态。
二、从结构功能主义看党政关系
结构功能主义起源于社会学，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一定的社会结构既是一定的社会系统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一定的社会系统的基本属性。社会结构不能脱离社会系统而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一定的社会系统的结构。一定的社会结构,具有使社会系统之各个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结起来的条件或纽带性质。[3]
在政治系统中也存在特定的结构，如果把中国的党政系统看成政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那么这个子系统也必然有其独特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行为模式的相互关系。党和政府有着各自的行为模式，比如党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政府强调首长负责制，强调行政程序、行政效率。这两种不尽相同的行为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党政系统的结构。
党政系统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党和政府，党政系统之中还包含着下一级的子系统，即党系统和政府系统，党系统包括各级党委系统、国家机关党组系统、国有企业党委会系统、基层党组织系统等，政府系统则包括权力机关系统、行政机关系统、司法机关系统等。在党政系统中，党和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有不同的结合方法，比如以党代政和党政分开。不过上述两种结合方法都缺乏整体视角，只是在局部上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因素，因而未能实现两种行为模式的有效结合。如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党”和“政”其实身处一个系统当中，二者有各自的行动方式和制度化结构，党和政府的各自的行为模式紧紧缠绕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党和政府作为同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二者的行为模式不可能截然分开，党的行为模式中必然有政府的习惯，政府的行为模式中也必然有党的原则。两种行为模式之间有着大片的交叉重合地带。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系统。因为两种行为模式客观上有交叉重合，所以决定了“党”和“政”在组织机构上也必然存在交叉重合现象。再如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政治忠诚，与西方公务员的政治中立迥异的是，中国政府的公务员在政治上忠于中国共产党，不折不扣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存在所谓的政治中立，而且公务员和党员这两种政治角色的重合度也非常高，这些情况也体现了两种行为模式的交叉重合。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党政关系实际是一定体系下的结构问题。存在于该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政治角色都遵守着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下形成了现存的政治结构。随着体系外的环境的变化，体系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使得体系内的要素发生数量的增减和性质的变异，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体系便重新适应了环境，实现了与时俱进。
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看党政关系
政党的基本属性是阶级性，政党是一定阶级的组织，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本阶级的成员进行阶级斗争。列宁认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谨、最完整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4]从政党的阶级性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政党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可以是少数人，也可以是多数人，但不可能是社会中的所有人。
而国家政权的基本性质则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国家起源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分裂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因此它应该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国家。但是这种阶级性并不是写在表面上的。从表面上看，国家又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一种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和社会相分离的力量。或者说，国家表面上采取的不是阶级组织的形式，而是一种共同体形式。”[5]国家要进行阶级统治，就不能不体现自己的社会性，不能不履行社会性的职能。国家只有履行了社会职能，才能客观上完成自己的阶级使命。任何国家都无法只依靠赤裸裸的暴力进行统治免费论文。
政党的基本属性只有阶级性，而国家的基本属性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二者在本质层面上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相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任何强调某一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都不可能完全无视其他阶级的利益，都必须履行好国家的社会职能，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比如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鼓励政策，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角度采取了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政党本身并没有社会属性，政党只有取得了国家政权，发挥国家的社会属性，为全社会提供政策。但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社会属性。西方的政党，社会属性稍微弱一些，其通过本党在政府中任职的成员来间接对社会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则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直接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党对政府实行“对口管理”[6]，党的社会属性空前加强。文革以后，“党”和“政”相对分离，党的社会属性有所减弱，党开始注意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以及在法律的框架下执政。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本质上不同于只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属性必然远远大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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