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模式”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为此，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认识影响，而苏联本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形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致富。这是“中国模式”贯穿的一条主线。对中国来讲，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就显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应当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7](P275)
“中国模式”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中国再次面临新的选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7](P237)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P150)并强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7](P82)，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为了避免改革带来大的动荡，中国创造和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和区分轻重缓急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可谓一对孪生姊妹，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核心期刊目录。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开放”一词，他告诫全党“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6](P363)。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醒，“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7](P368)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1958年以后，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时进行过多次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成效并不显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正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对《决定》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7](P83)。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公认”提出了挑战。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P235)从而肯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和姓“资”问题。沿着这种思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就给中国如何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新中国成立后形成，我们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分配，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结果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而且实际上带来了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这一认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有了重要突破：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等等。在通过什么样途径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同时，邓小平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发生。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P110-111)邓小平还明确了检验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流行的观念是，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照搬苏联现成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但很不成功。由此迫使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径，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邓小平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8](P312)对中国来讲，现代化建设速度应该是“台阶式”，并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建设，而是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同时，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7](P284)
三、“中国模式”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
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模式”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内极“左”思想开始回潮，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有所抬头，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而喊冤叫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西方社会甚至预言，21世纪将把社会主义送进历史。面对复杂和尖锐的国内国际环境，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重大抉择。在这关键历史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关“主要是防‘左’”,“姓‘资’姓‘社’”,“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再次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以江泽民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入探索，“中国模式”实现了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模式” 已给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和范式。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形成，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但这有一个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9](P226-227)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上认识迈出实质性一步核心期刊目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总量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是“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在发展与惠民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索。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总要求，也就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1](P543)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题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共十七大详细阐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2] (P14)，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从改善民生入手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五大目标，也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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