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资本雄厚、文化资本丰蕴的城市白领人士或达官权贵们，进咖啡厅、蹦迪、出入高档的茶馆、逛门票昂贵的公园或度假村等是他们优雅生活方式的体现，是对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围聚聊天、看电视等传统休闲方式的背离，是对乡村传统文明和文化形态的摒弃，也是城市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以及自我优越身份的彰显或炫耀。宁静（《吉宽的马车》）、老蔺（《我叫刘跃进》）、李羊群（《明慧的圣诞》）等白领人士或达官权贵们在追求出手阔绰的外在性物质需求时，展现自己的个性魅力、典雅的文化品味以及优越的身份地位等也是他们所竭力追求的。因而，通过优雅含蓄的休闲方式与出入华贵尊荣的娱乐场所，确立自己品味高雅、权高位重的成功者形象，彰显自我身份地位的优越性。
包亚明在《游荡者的权力》中说到：“每一种趣味都聚集和分割着人群，趣味是与一个特定阶级存在条件相联系的规定性的产物，聚集着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条件的产物的人，并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咖啡厅、高档茶馆、“小上海”度假村等是聚集着有着高雅文化性情、追求自由趣味的城市上层人士的休闲娱乐场所。在安静悠闲的高档茶馆、浪漫典雅的咖啡室或气势恢宏价格昂贵的“小上海”度假村里，既没有工作生活的压力与困扰，也没有权力位置争夺的焦心，老蔺、宁静、李羊群等有钱有闲的城市人可以细细地品尝生活艺术，规划完美的人生，同时无形中又成了区别于他人，区别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强化的符码。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现代化都市中，人们工作职业的种类区别着人，区别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地位，同时，休闲活动、娱乐空间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用作衡量个人社会地位、身份地位价值和名誉价值的识别标志。与处于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吻合，他们休闲娱乐方式和娱乐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粗俗、猥琐、颓废；而高收入人群的白领人士或权贵们的休闲方式和观念主要表现为高档化、精品化、个性化、典雅化。
总之，农民工和城市人都希冀通过“种种规训”只是“展开恶斗的一个幻影”的娱乐空间和休闲消费来舒展被压抑的个性，释放现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所带来的身心疲惫，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建构身份。然而，刘高兴、鞠福生、国瑞等农民工的城市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只有在这种“麻醉自我的‘幻觉场景’”里才能实现，才能接近自己的“梦中天堂”和城市精神家园；一旦走出这些场所，从这种种娱乐方式中剥离出来之后，“他者”地位的摆脱，权力控制的逃离等都成了梦中“幻影”，继续以“外来者”身份“悬浮”于乡村与城市。无疑，农民工从乡村走进城市使得其身份建构陷入了困境，因为城市身份认同在理念和心理上获得认可与在现代化社会语境中获得社会认同并得以实施是相冲突的。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矛盾冲突的背景下，他们进城打工涉及的个人主体身份的建构与确认，面临着危机，陷入了困境。文化资本贫乏，品味低下的他们所选择的休闲娱乐方式和空间建构着其在城市大场域中的“他者”地位和尴尬的“农民工”身份。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题材的小说，我们可以见证他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改变的只是其生存谋生的地理空间而已，渗透进他们骨子里的如影随形的农耕文明、乡村风俗在遭遇现代都市文明的侵袭与排斥下，他们只是城市中“在场的失踪者”，身处城市却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身份悬浮于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融合与排斥的进程中。文化资本处于缺席状态的农民工们所选择的廉价昏暗颓废的娱乐方式和空间对应着优雅的咖啡厅，凝重含蓄的茶馆，美丽玄幻的“芙蓉园”等，也是农民工们“悬置”的身份对应于城市人优势地位和身份的体现或象征。城市的“闯入者”，从乡村来到城市幻想着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扎根于城市的土壤；然而在物质横流、灯光阑珊、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迷失了自我。正如西美尔所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只是身体的空间挪移，是浮动在复杂而缤纷的现代都市上空的一朵朵“云彩”。在这一变化了的空间维度里，休闲娱乐方式和空间的不同区隔了农民工和城市人，展现了农民工们所遭遇到的身份“悬浮”感的无奈与幻灭，也可以窥见到进城打工的乡下人精神情感的焦虑与矛盾。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