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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失地农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时间:2015-09-18  作者:刘 曜

【摘要】:本文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了南京市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状况,运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因素。结果表明,失地农民之间的生计资本存在较大差异;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参加社会组织,亲戚中有无干部、财产性收入、住房面积能对失地农民就业产生影响。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失地农民,生计资本,就业

随着国内外对生计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可持续生计方法作为一种寻找农户生计脆弱性原因并给予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已得到较多运用(Martha G.Roberts,2003)[1]。目前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来展开的(陆五一等,2011)[2]。该框架(见图1)描述了在特定的脆弱性背景下,将贫困户维持生计可运用的资本分为五类,探讨如何通过结构和过程的转变,采取适当的生计策略,最终实现合理的生计输出(DFID,1999)[3]。

图1: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图

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我国学者展开了很多研究:李琳一等(2007)[4]和杨云彦等(2009)[5]分别通过设定不同的指标对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李斌等(2004)[6]针对生计策略进行了相关探讨。但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的框架是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以往的文献大多都只对某一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未对整个框架中各层面进行系统性梳理。

与此同时,南京市城市化进程十分迅猛,到2011年底,南京市失地农民已达60万。政府为他们建立了完善的保障体系,但政策目标并不是要供养他们,而应是解决他们长远的生计问题,使他们拥有持续发展的能力。那么失地农民是否有足够的生计资本来抵抗脆弱性风险?政策应该影响哪些因素来促使他们获得稳定的生计策略,最终实现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升?因此,在“失地”这种脆弱性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失地农民生计资本状况及其影响生计策略的因素,以期为提高他们的可持续生计水平提供一定的政策佐证。

二、 文献综述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包含了若干组成部分,其中,脆弱性背景包含了冲击、趋势和季节性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不可抗性,在研究中一般作为分析的背景;结构和过程是指影响生计的组织机构和政策的变动;生计策略是人们所采取的用以将生计资本转化为生计成果所作的行动;生计输出是生计策略或目标的实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方面。学术界对于生计资本的分析,主要探讨了在不同的脆弱性背景下,农户的生计资本的状况。杨云彦等(2009)[5]分析了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外力冲击下库区农民的生计资本。李琳一等(2007)[4]认为农户的人力资本累积速度较慢;自然资产脆弱性大;物质资产不可转换性强,无法与其他资产进行相互转化来降低生计脆弱性。蔡志海(2010)[7]分析了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农户的生计资本,认为震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突出,生计资本极不平衡。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土地、水资源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地农民已经失去了这部分资源的获取权,再将自然资本纳入分析已不再合适;此外,收入来源的变化使得资本存量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进行重新测度。

对于生计策略的分析,Ellis(2000)[8]将生计策略归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和以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包括汇款以及其他收入转移);黎洁等(2009)[9]将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分为农业户和兼业户两种类型,并通过对比分析来突出不同生计策略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生计策略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收入来源的探讨上。收入一般主要来源于劳动工资,财产性收入,经营收入这三者,对于失地农民而言,能以后两者为主要收入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失地农民要获得收入还是要依靠当地的非农就业;此外,从对可持续生计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就业对提升可持续生计水平存在着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失地农民分为两类,并将他们的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化资本和金融资本四大类,分析不同就业状态下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生计资本对他们就业的作用机制。

三、 失地农民生计资本的分析

(一) 样本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源于2010年7-8月对南京市白下、栖霞两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样本采集采用了入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5份,收回有效问卷315份,有效回收率为96.7%。在调研地点选取时,我们做出如下考虑:南京市失地农民数量较大,白下、栖霞两区作为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的主要聚集地,样本的选取会较具代表性;此外,南京作为江苏省的政治中心,其政策选择对于本省其他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指标权重的确立

本文借鉴杨云彦等(2009)[5]、黎洁等(2009)[9]和蔡志海(2010)[7]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分析,并结合南京市的实际情况,设定了如下表所示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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