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资本获利的冲动以及资本所处的情势将会引起政治资源使用的差异,进而引起权力的差异,最终使得资本所获取的权力远远大于一盘散沙式的农民所获得的权力。
其二,合理的协商政治制度设计。设置鼓励协商、谈判、寻找不同选择和谋求互利方案的体制,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尽可能增加了和平调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设置严格抑止这类活动的体制,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暴力的可能性。而设置类似的协商机制,那就意味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论认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普通公民要有需要参与的公共事务;其次,公民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其中包括制定计划,掌握、判断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动这一计划、规则的能力和清除表达思想以及与人讲道理的能力;第三,社会有允许公民参与的政治机制,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的有效运作。这仅仅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谈扩大政治参与。若是专注于局部的协商民主。这几个条件必然一一具备。公民参与政治乃事关利益。当自身的民生与政治相连,普通公民岂有不过问之理?且人都为理性之人,必然会算计自身利益,其参政之能力也不容置疑。唯独须注意的,即为制度设计。如果设计出合适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协商民主在底层治理推行成败的关键所在。
其三,宏观控制与微观放开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应该注意区分和处理“宏观控制”和“微观放开”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策略问题。国家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即表明了多让各级基层政府、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在宏观政治的调控下,积极主动地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管理,发挥微观政治的活力。因此,协商政治应把握“基础在民,关键在党,施政在法”的原则,政治动员要适度、依法;政治结社要规范;政治表达要宽容,公民意识要强化,使得协商常态化,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方面的统一。这样,协商政治才能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促进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实现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总目标。
利益多元时代,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来促进民生政治的发展。而这个利益表达机制,就是协商民主。通过推动协商民主建设,既可以“治标”,维持社会稳定,同时还可以“治本”,实现社会公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之路,夯实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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