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前后，金三角农贸市场给人的感觉明显不一。改造后，每个摊位整齐美观，规格统一。如肉类摊位的长宽度为125×90cm，蔬菜摊的长宽度为150×90cm和180×90cm两种。然而，环境改观的同时，摊贩们的租金却直线上扬。而果蔬肉类等价格却无法上涨。在笔者的访谈中，摊贩们均表示无法涨价，否则客户就有可能到别的菜市场买菜。因此，一场围绕着租金的博弈就此展开。最终，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摊位价格分别涨了5到10倍不等，与摊贩们心中只涨一两倍租金相去甚远。（具体见表1）
表1：金三角农贸市场摊位租金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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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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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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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价格（元/月）
|
承包商原定价格（元/月）
|
最终定价
|
|
牛肉摊
|
1
|
150
|
1500-1200
|
1200
|
|
猪肉摊
|
10
|
200
|
1600-1200
|
1500
|
|
鸡肉摊
|
5
|
200
|
1500-1200
|
1200
|
|
鱼摊
|
4
|
150
|
1600（4个鱼缸）
|
1600
|
|
杂货、干货摊
|
3
|
200
|
1500-1200
|
1200
|
|
蔬菜摊
|
37
|
50
|
450
|
450
|
|
豆腐摊
|
4
|
100
|
550
|
550
|
|
熟食摊
|
9
|
250
|
1500-1200
|
1200-800
|
|
冷饮摊
|
2
|
100
|
600
|
500
|
|
早点、小吃摊
|
9
|
100
|
650
|
600
|
|
水果摊
|
14
|
100
|
600-720
|
500
|
|
家禽摊
|
4
|
100
|
850
|
800
|
四、协商政治何以有差，何以可能
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有着种种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个体，必须“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因为，“从长远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然而，金三角农贸市场的协商为何不成功呢？这与当前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协商民主试验所形成的“温岭模式”、“蕉岭模式”又有何不同呢？如果存在不同，那么，协商民主何以有差呢？又何以可能？
（一）协商何以有差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必定产生不同的诉求。但是，不能可以得出经济发展了就一定衍生出民主政治。从表2可以得知，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远。那怕是同处东部的浙江温岭市与广东蕉岭县，也是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协商民主还是在温岭、蕉岭扎下根，形成所谓的“温岭模式”与“蕉岭模式”。为何在百色市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中摊贩与承包商以及政府之间又难以形成所谓的协商民主呢？
表2：浙江温岭、广东蕉岭与广西百色市相关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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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年份
|
财政总收入（单位：亿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元）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温岭
|
蕉岭
|
百色
|
温岭
|
蕉岭
|
百色
|
温岭
|
蕉岭
|
百色
|
|
2009
|
47.6
|
36.12
|
56.85
|
11313
|
5591
|
3100
|
38.3%
|
—
|
51.1%
|
|
2008
|
45.4
|
33.97
|
55.1
|
10354
|
5199
|
2820
|
39.7%
|
46%
|
54.6%
|
|
2007
|
41.9
|
29.37
|
50.08
|
9367
|
4845
|
2465
|
35.8%
|
47%
|
—
|
|
2006
|
33.39
|
25.4
|
40.08
|
8167
|
4579
|
2110
|
37.8%
|
47%
|
50%
|
|
2005
|
29.42
|
22.33
|
32.37
|
7556
|
4426
|
1783
|
41.8%
|
50%
|
—
|
第一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政府的推动。在温岭，政府开始时把协商民主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之后又把它当作一种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无论各乡镇，都把协商民主与基层人大的相结合起来，通过民主恳谈会“激活”基层人大，同时，通过民主恳谈会与乡镇人大的结合，将游离于体制外的民主恳谈会纳入现行的制度框架之内，做到体制内的融合，为民主政治寻找生长空间。而在蕉岭，蕉岭纪委通过复活乡村绅士的力量，以试点村务监事会制度的形式来监督村委，实现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与监事会之间的制衡。由此可知，无论是“温岭模式”还是“蕉岭模式”，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由政府设计，政府导向为基准。而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当地政府的角色仅处于一种调停者的角色，并没有主持三方的协商或者摊贩与承包商的协商。例如，当地政府限令在2009年6月24日中午11：30前搬入改造后的农贸市场进行营业。但是相当的摊贩却依旧在农贸市场门前摆摊。当天笔者特地来菜市场观察，但是双方均僵持不下。城管执法部门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改进行政执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的精神不得扣押小贩商品，所以他们也仅是维持秩序。据统计，当天仍有近1/3的摊位没有营业。由此可知，协商政治能否得到推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决心与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有序的协商。在“温岭模式”中，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序的政治参与。例如，在2001年6月22日温岭市牧屿镇政府召开“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中，有100多位自愿前来参加恳谈会的群众就镇政府提出的方案提出了35条意见和建议，其中17条被采纳，原方案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2002年8月11日温岭市温峤镇政府召开“江厦学区校网调整民主恳谈会”中，镇政府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考虑，建议将青屿中学撤并到江厦中学，但遭到了青屿片群众的强烈反对；在2005年7月27日温岭市新河镇在人代会期间所召开民主恳谈会，与会的90名镇人大代表和193名群众就镇政府的预算方案与镇政府进行了对话和质询，并提出了缩减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教育投入等18个问题。之后，政府调整了包括缩减行政管理费25万在内的9个项目，增减的资金合计237万元。修改后的财政预算在第二天的人大代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蕉岭模式”中，也是如此。但是，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摊贩们却呈现出“一袋马铃薯”，没有合作精神，没有体现出一致的诉求。他们的协商更显得一种无序状态。更多的人是在于等着搭便车。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跟这个菜市场的人员成分有关。首先，菜市场的从业人员少部分为来自不同地市、乃至不同省份的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素质不高之外，他们也甚少往来。其二在于该菜市场中的大部分从业人员为当地东合村八组的村民。由于承包商规定了本村村民的月租金仅须支付一半即可。这样一来，他们所须缴付的租金与整体摊贩所寻求的目标相差不大，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因此，这一部分摊贩没有热情去跟承包商讨价还价。毕竟他们还可以每年从金三角农贸市场的发包中得到分红。如此，又何必与承包商、与村民失了和气。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