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在这三个事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从主体的角度来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路径来说它应该是有序的协商；从参与的角度来说，离不开外界力量的加盟。否则，当前的农村可能依旧是“王权不下县”的现状。随着农村社会资本的流失，协商政治在农村地区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协商何以可能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重构国家治理制度。如果说前30年国家转型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在未来30年，这个重点应是国家建设。诚如蒂利（CharlesTilly）所言，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一是国家能力，二是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重新界定它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家必须是有能力的。同时，也同样重要地，这个有能力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负责的。“如果国家缺乏监督民主决策制定并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没有任何民主能够运作。”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也就是使国家制度通过民主化逐步实现社会化政治，其基本发展道路就是：国家实现“人民宪法”，政党（通过共产党）实施“依法执政”，社会发展“基层自治”。具体而言，也即：围绕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宪政”，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围绕党的领导实施“依法执政”，创新民主化、法制化的领导方式；围绕社会政治发展拓宽“基层群众自治”，国家把基层权力还原于社会，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这就是推行“新型社会民主”，进行政治革新的重要历史任务。因此，不仅仅是在国家的上层政治生活，如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践行协商政治，在当前的基层政治或者底层政治中也应该践行协商民主，以弥补直接民主的不足。事实上，底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推行也有利于弥补当前有序扩大政治参与后参政渠道。那么，协商民主何以可能呢？
其一，转变政府角色。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在利益分化的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必然要发生转换，切实履行起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的职能。因为，政府职能的每一次调整，实际上都会对社会的利益分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尤其是在西部底层农村治理当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才能够有效与参与市场，与资本博弈，这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换言之，市场必须管制。因为农民在资本面前囿于二者之间的差别而没有协商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比较弱。因为，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以及个人为政治目的使用其资源于不同方面的差别使得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阶层对政治所施加的影响力存在着量的差别。这种差别将会衍生出两种不平等的类型。一种是累积性不平等，另外一种则是弥散性不平等。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弥散并不意味着平等。在一个完全弥散性不平等的体系中，不平等可能会涉及每一种政治资源。不过，累积性不平等同弥散性不平等有着重大的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就农村地区而言，还是以本文所探讨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为例，无论是东合村八组的农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之间可谓是一种弥散性的不平等，然而，相对于承包商而言，他们更处于一种累积性的不平等体系之中。倘若不对累积性不平等作出管制，资本将肆意横行。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