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李傻傻是80后作家中一位极具特色的写手。他以自己在农村与都市之间的张望视角，零散的叙事结构和鬼魅的语言风格，弥补了“80”后文学的缺失。
论文关键词：张望，乡村与都市，李傻傻
在“80”后轰轰烈烈的崛起，叫嚣，普遍以其天马行空、横冲直闯的呓语宣泄自己的情感，张扬自我青春，炮击人们的文化视野的时候，同为80后的李傻傻却以其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不一样的灵感来源，让李傻傻从一群热闹的孩子中耀眼起来。与都市青春文学聚焦于城市文明与城市青年的困惑、追求时尚风格的作品不同，李傻傻以自己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张望视角，不仅将笔触伸向了简朴浑厚的农村大地和流光溢彩、浸淫着身体放纵的都市空间，而且因出色地描绘了农村以及农村人在城市谋生的境遇，而备受世人的关注，从而也就超越了一般“80”后文学中过分对“我”的表达。
一、在乡村与都市之间张望与其他“80”后作家（如韩寒、郭敬明、蒋峰和孙睿等都市人）不同，李傻傻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虽然在都市驻留下来了，但生命诞生、成长中的那份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经历，以及渴望都市却又与都市文化之间难以消融的那种隐形隔膜，使他从开始蜗居在都市的那一刻起就天然地拥有了一种在农村与都市之间张望的视角。李傻傻在一次访谈录中提到对农村与城市的看法：“12岁以前，呆农村比呆城市里好玩，农活与作业之外，有无数游戏和游玩的机会。那会儿，城市和农村区别可能还是钱多钱少，多吃少吃的问题。回想起来苦中有乐：没钱买笔是苦，上一趟街在垃圾堆见到半截尺子是乐。12岁以后，上初中，上高中，犹豫学费，生活费，钱的地位突飞猛进，我确实饿到差点晕倒。初中，我还想过，要是我生在县城里头，多好啊。放月假走路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要是我家在学校附近多好啊。这说明，做一个有钱的村里人最好玩，做一个没钱的城里人最可悲。”[1]
做一个有钱的村里人最好玩，做一个没钱的城里人最可悲。但是，有钱的村里人毕竟还是乡下人，没钱的城里人终究是都市人。这少年时代萌发的两全齐美的“理想”，使年轻的李傻傻即使蜗居在城里也不愿做一个城里人乡村与都市，因为没钱的城里人是最可悲的，他也不敢宣传自己是村里人，因为他还不是一个有钱的村里人。所以，年轻的李傻傻只好游走在农村与都市之间，炼一双非农村亦非都市的张望之眼，用它来审视农村亦可以审视城市。由于年轻的湘西人李傻傻未敢像当年他的湘西前辈沈从文那样公开确认自己乡下人的自我角色，因而他亦未能像沈从文那样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的叙述者、都市生活的批判者”[2]p210而成了一个湘西农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的糅合者――他依恋农村、同时又渴望摆脱农村，他向往城市、却又不能完全融于城市之中。
李傻傻的这种视角和角色，首先使他无法抛弃对乡村的感情。这个根扎在李傻傻的心底，不用刻意强调，他的字里行间就有一股股乡野味道。李傻傻仅有的几部小说就全都散发着或浓或淡的乡土气息，他的散文创作就更是如此。《石磨》和《到楼台观》弥漫着对乡村里已被许多人遗忘的事物和古迹的怀念与追思；《闹马山》叙述一个孩童对于一个充满鬼魅传说地方的回忆；《两个少年》也是对少年乡野生活的回忆；而《火光》中对父亲的回忆，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一个脾性暴烈的父亲，在玉兰树下紧紧拥抱了“我”。但是，农村生活所存在的普遍贫困又使李傻傻对农村欲爱不能，且渐渐地生出一种冷淡和厌恶。在《一九九三年的马蹄》中就冷淡地思索农村大学生所背负的道德压力。在《又回忆》中对奶奶的回忆，各种感情交织。少年时期对奶奶的刻薄的厌恶无比。多次记录的父亲是一个嗜酒如命，脾性暴烈的低俗之人。对于农村父母贩卖腐烂苹果味道的厌恶，也正是作者心中对农村的厌恶，而并非以往所歌颂的美好的乡村，美好的农村人。
这种爱恨矛盾不断交织，终于涌动起了摆脱农村的极度渴望。“摆脱父辈们与土地恩怨交加的命运，逃离充满牛粪的乡村。”[5]譬如，《……》中的村庄寂静地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年轻人抱着成功的欲望渴求城市的雨点。而《红×》中的男孩沈生铁对腐烂的苹果非常厌恶，想去创造新的生活。不幸得很，《红×》中男孩一切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法实现当初的诺言，因为在现代城市中他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也没有归属之处。这一切在中国农村人涌向城市的命运中是极具代表性。矛盾的极点是《红×》中男孩的逃离，坐上火车去一个未知的地方。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只好选择这样一个结局让众人去猜测。《红×》写出青春的残酷与尊严，写出一代从农村走向城里的年轻人的尴尬处境。
而来自本我中农村对城市的向往，以及城市化脚步在湘西农村的拓张，使李傻傻的笔又伸向都市，表现出对都市的身体放纵的迷恋。比如，《女人》中的婚外情和都市陌生女人的纠葛，莫名深刻加上莫名思念的网恋《姐姐》，《一封早年的信》塑造的躁动的男老师对女学生的猥亵。小说中对于性的裸露描写，对于女人身体的熟悉描写，是这个时代赋予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最夸张的直白，李傻傻也不例外。我们已经见识过的有孙睿《草样年华》，春树《北京娃娃》，小饭《2406房间的郎先生》，很多被禁忌的东西在这群“80”后手中都成为张扬自我的东西论文提纲格式。李傻傻的《红×》也走了这条路。《红×》中沈生铁对杨晓母亲身体的迷恋已经远远超过正常的欣赏美，一场场异化的青春故事不仅仅是在城市青年中。
迷恋都市，但现代都市却并没有向年轻的农人李傻傻们敞开大门。处在处在这场农村与城市的挣扎中，常常会有一种错位感。这在小说《一个拍巴掌的男孩》中极具体现。一个刚进城上学的男孩，不习惯城市里许多为人方面的潜规则，不知道该在老师面前如何表现自己的忠诚，以致被同学出卖。置身于乡村，努力想摆脱“拍巴掌”的恶习，学着城里人优雅的“雅语”，却实现不了。以致夹杂在方言与雅语间的尴尬，夹杂在努力避开乡村却仍处于乡村的尴尬地位中。这种奇怪的拍手掌方式也就是农村人进城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一种错位，是试图跨越两种文化的分裂和隔阂所遭遇的尴尬。
二、零碎的叙事结构
李傻傻在农村与都市之间的东张西望，以及步及各个角落的城市化脚步，却又不够彻底也很难彻底的城市化（各大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城中村）现象，使他无法以一种传统的完整的叙述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小说。“内心明明充满讲述的欲望，却不知从何说起；一旦打开话匣子，却不知在哪里结束；敏锐的感受力无法找到合适的表述语言；准确的细节捕捉能力无法转化为完整的故事；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暧昧不明……”[3]李傻傻这种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在哪里结束故事，更不知如何努力去发出自己特有的合适的声音，表现在文本中就是一种所谓的零碎的叙事结构。
当然，这种所谓的零碎的叙事结构，并非是李傻傻的独创。它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当代“类后现代主义” [4]小说的叙事方式的挪用。“类后现代主义” 是受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它具有鲜明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特色。它所运用的“类后现代叙事”，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有四：第一，自由视角的元小说；第二，破碎的结构（也就是说，类后现代叙事经常使用一种近乎破碎的结构，从而使小说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方面来予以完成的。）；第三，仿拟和反讽；最后，是语言的游戏和狂欢。[4]而李傻傻小说的零碎的叙事结构，具体来说主要是通过叙事人称或叙事视角的自由切换，自由式的叙事时间和循环式的叙事时间来实现的。小说《一个拍巴掌的男孩》叙述了一个有拍巴掌怪癖的男孩付小微外出求学、被学校开除及失学在家的故事。从叙述的时间看，结构是比较完整的，但由于在叙事中间曾一度反复出现了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表述――“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乡村与都市，我不会在1999年7月6日回家，把脸伏在娘膝上睡着了”这句话，以及叙事人称从我切换到他，从而使得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近乎破碎了。
《雪地的兔子》的叙事结构则是由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来完成的。小说一开头就把故事固定在1987年的一个清晨，但叙述者却并没有将这个故事的时间肯定化、绝对化，而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关死亡的故事中任意穿行，随意叙述。零散的片段记录了现在、过去、未来不同时空生活的人，用只兔子联系起来。想表达什么，却没有具体的东西像在讲述一个故事，却只是获得了故事的片段，纷繁复杂的无法明了。视角不停切换，稍一清晰起来，却发现故事已然结束。李傻傻的长篇小说《红×》的叙事结构总体上看似乎有迹可循，叙述了问题少年沈生铁的成长经历，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流浪，但是真的去按图索骥时，一切都散落了，只有似断似连的叙述碎片。
《红×》的零散的叙事结构具体说来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予以实现的：首先，是叙述者“我”发生了性别变化。小说第一章开篇出现的叙述者“我”，显然是一位年轻女性。“一男一女上厕所，别的人都很奇怪。……争了一阵，他咬住我耳朵说，女的比较好，不会被怀疑云云。说实话，他说话的气流让我很痒，可是我总不能把他的头一把推开。”可接下来的叙述表明“我”的性别变了，是男性，即主人公沈生铁。“我想起了一个人，李小蓝。她也是飞机制造厂子弟学校的学生，我读高三的时候，她在高二。”其次，是在有些章节的叙事中，总是会出现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表述，譬如“回想当时，是12月”。这样循环重复出现的时间表述打断了叙事的进程，使叙事时间凝滞下来，使叙事成为一个独立的片段。第三，是叙事自由随意，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小说第二章第3节叙述沈生铁因帮同学打水插队而被打伤，同学知道后要他讲出是谁干的？沈生铁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却说了一句与此问题毫不搭界的傻话（风流史）：福贵，你认识李小蓝吗？这样随意地中断叙述，转换话题，不仅使叙事不完整，而且导致了意义的迷失。最后，是模糊叙事。如小说第二章第2节结尾是这样回忆那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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