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支微入鱼”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分布范围很广，说明它是汉语方言的共同基因，是起源很早的音韵现象。在商洛方言中，“支微入鱼”主要集中在止摄合口三等非组字，结合敦煌石窟所藏的汉藏对音材料，构拟出了止摄合口三等字演变的路向及其内在机制。
论文关键词：支微入鱼，商洛方言，演变路向
“支微入鱼”指止摄合口三等字读如遇摄合口三等字。吴语中的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一直以来，“之微入鱼”被公认是吴语的典型特征。
一 “支微入鱼”是汉语方言的最大公约数
近年来随着方言调查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支微入鱼”不单是吴语独有，几乎遍及汉语各大方言都有此现象。
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老湘语有“支微入鱼”的现象，而且形成了一个方言板块。[1]除此之外，西南官话和赣语，以及山西、陕西和甘肃的不少方言也存在此音韵现象。[2]可见，“支微入鱼”现象的分布范围很广，从西北黄土高原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王军虎（2004）认为山西、陕西和甘肃方言中的“支微入鱼”现象与唐五代西北方音有继承关系。刘勋宁（2005）则不认可王文的说法，“在方言研究中，我们之所以会把一些语言现象联系到唐五代西北方音是因为我们刚好有那么一批敦煌文献，不是因为正好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出现了那些语言现象演变路向，所以我们联系到敦煌文献，并不是说那一定是西北方言”，“更合适的看法是，这是以中原官话为标准语的汉语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曾经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只是在后来的汉语标准语由中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退了。”[3]我们认为“支微入鱼”现象既然是汉语方言普遍性特征，那恰恰说明了汉语方言之间关系密切，有血缘关系，虽经千年的变迁，但并不妨碍它们仍具有许多共同性论文怎么写。就像一个家族成员，虽然子孙散居在各地，并与当地人民往来通婚，却仍然具有这个家族的共有基因。所以说，“支微入鱼”是汉语方言的最大公约数，是汉语中起源很早的音韵现象。
陕西商洛方言大致分为本地话和下湖话两大语系，其中本地话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支微入鱼”现象存在于商洛方言本地话白读音中，列举如下：
商州区：围微纬惟未味苇慰穗
洛南县：非飞匪慰妃肥微费苇未味纬穗
丹凤县：遗唯非飞妃肥微苇慰费未味穗
与其他方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支微入鱼”现象在商洛方言本地话中大量集中在非组微韵中，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 “支微入鱼”的拟音
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五代汉藏对音材料，汉字注音材料和俗文字中的别字异文表明，“支微入鱼”现象至迟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中已经出现。据罗常培（1933），敦煌石窟发现的汉字注音本《开蒙要训》为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一位姓张的敦煌郡学士所注。在这本书中，止摄合口字与虞韵字互注。因此，罗常培先生就认为《开蒙要训》同《千字文》一样，虞韵读u。那么这些与虞韵字互注的止摄合口字也应读u。[4]敦煌石窟所藏的汉藏对音《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和《金刚经》是吐蕃占据陇西时为学习汉语方便而作的，时间大致在唐代宗宝应二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之间。在这四种对音材料中演变路向，遇摄的虞韵字读u，鱼韵有的读i,有的读u，止摄合口大部分变成u韵。罗常培（1933：45-46）认为：“从鱼韵变来的i、u，照理讲应该是中性的[?]跟撮口的[y]。因为[?o]音读的开唇一点就容易变成[i]，读的合唇一点就容易变成[y]，这两个音在吐蕃人耳朵里都是很难辨别的，所以就拿自己语言中固有的i、u来代替。我想这种替代音不单鱼韵有，由虞韵变成的u也许是[y]的替代。由止摄合口变来的u，也许是[ui]的替代。从现代西北方音追溯起来大概不至于十分错的。”[4]王军虎（2004）认为“罗常培先生把由止摄合口变来的u认作是[ui]的替代，与由虞鱼变来的u认作是[y]的替代，二者实际注音不同似与语言事实有出入。从对音材料来看，止摄合口变来的u与虞鱼韵变来的u实际读音完全相同，也就是止摄合口三等读如遇摄合口三等。”邵荣芬先生也指出：“假定虞韵是u,止摄合口和虞韵相通，虞韵既然是u，止摄合口似乎也是u论文怎么写。”[5]秋谷裕幸（2003）曾经给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的这一套“支微入鱼”的字构拟古韵为yi，并且指出：k系字方言有两种读音，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音韵层次。yi如果是古老层次的话，正是我们要说的相当于老官话的这一层，而后来加上去的则显然是新官话的这一层。yi的语音形式也是很适合简化为y。[6]丁邦新（2003）对于吴语中“支微入鱼”的语音演变是这样推测的“不过在这里对演变的问题可以作一点推测，这几个字都是止摄三等的合口字，分属脂、微各韵，如果切韵时代北方话是[uei]一类韵，北方大致保留这个读法，见系声母也不变；另一个方言则由uei>ui>y，见系声母则由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有可能成为苏州白读音的来源，这些字在方言中颇有[kui][ky]的例子演变路向，不一定要用换位来解释。”[7]
先贤们的论述对我们认识止摄合口三等字的实际发音具有重要的启示。启示之一，“支微入鱼”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语言演变的结果，即止摄合口三等字变得读如遇摄合口三等字了。启示之二，需将方言分层说明，底层一“支微入了鱼”，底层二却未变，“支微别鱼”。这种情况至少在唐五代时就已经出现。《千字文》中，止摄合口字，“吹累”两字读u，“谁翠威煨畏随”六字却读[wi we ui]，层次很分明。
综上所述，止摄合口三等字的读音情况我们可以构拟如下：
底层一（白读层）：uei───ui───yi───y（或者i） 支微入鱼
底层二（文读层）：uei───ui(或者uei) 支微别鱼
白读层中[yi]音读的开唇一点就变成了[i]，读的圆唇一点就容易变成[y]。止摄合口三等字在今商洛方言本地话中白读音就有[i][y]两读。如：尾[üi]；慰未味[yT]、肥飞妃[?ty]。止摄合口三等微母字，常与影组字相混读零声母，在中原音韵时期就如此，所以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第二条纠正“羊尾子”误读“羊椅子”，“本世未”误读“本世异”。这说明在当时北方有些方言已经把“尾未”读作[i]，商洛本地话“尾”字读[i]，“未”字读圆唇音[y]。
再看止摄合口三等字的文读音在今商洛方言和周边方言的情况，列北京话比较如下：
西安 商州 丹凤 洛南 北京
飞 fifi feifei fei
味 vivi veivei uei
“飞、味”两字的文读音由西安等的[fi]到北京等的[fei]，原因是由于齐微韵合口字[uei]分化出一个[ei]，这样一来本来开口与合口的界限就很不严格的唇音声母字也跟着类化为[ei]，现代北京话中“尾、未、微”等字保留着[ i ]和[ei]韵两读，但是在京剧中这些字仍念[i]韵母。
三 商洛方言非组微韵字的演变机制
众所周知，吴语“之微入鱼”的演变过程是：uei>ui>y，那么商洛本地话“飞妃肥”等读[ty]又是怎么演变来的？其演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首先和非组字（轻唇音）的产生有关。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的观点以后演变路向，经过几代学者的广泛求证，这个观点已为汉语音韵学界广泛认同，但是对轻唇音产生的过程和条件至今仍不是很清楚。张维佳结合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译音对音材料，推测出中古轻唇音产生、发展的轨迹如下：[8]
第一阶段： 非母 p───pf[iw iw-]
敷母 pH───pfH[iwiw-]
奉母b───bv[iw iw-]
第二阶段： 非母 pf───pfH[iw iw-]
敷母 pfH───pfH[iwiw-]
奉母 bv───pf───pfH[iwiw-]
第三阶段： 非敷奉母 pf───f[-v-u 开口]
张文的构拟基本上是符合西北方音轻唇音产生的轨迹的，但是这恐怕是汉语方言轻唇音产生的一种途径，如果结合今关中、商洛、晋南某些“之微入鱼”的现象，我们估计还应该有另外的途径论文怎么写。高本汉在描写现代西北方音时认为，强的p后面随着一个清舌根音摩擦音，“用作声母的，在山西、陕西、甘肃、怀庆都有”，计作pX。[9]下面我们再来看天城梵书，它是拼写汉语读音的对音材料，通过这些对译材料，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唐五代轻唇音产生机制的端倪。
非母：非 hvi:hvi
福 hvu:hi
奉母：凡 hvam:mi
复 hvu:hi
微母：无vu 味vivi 闻vim妄va
我们可以根据《金刚经》的对音材料推知非敷奉母的音位为hv，如果再与晓匣两母的字进行比较（晓匣母的字也用h来对译），例如：晓母：“诃”ha:、“化”hva，匣母：“何”ha，下ha。我们会发现天城梵书《金刚经》反映的非敷奉音值更接近于晓匣母，读音似h，是一个擦音。
中古止摄合口三等微韵非敷奉母字在《中原音韵》时代的读音，李新魁拟为fi，宁继福拟为fui，从天城梵书《金刚经》对译非敷奉母字与晓匣母部分字有一个唇齿音v，这可能反映非敷奉母字是有合口成分。“非组的这个合口成分，是发唇音声母时所带的过渡音，唇音的发音容易带上一个u，在三等重唇音声母中演变路向，唇音后面自然就有一个iw或iu成分，在这种音节里，由于高元音介音和央主元音前后的双向影响，这个过渡音容易唇齿化，变成[v]，而这种音节内的结构变化使得重唇音出现唇齿化的倾向。”[8]止摄合口三等微韵的韵母合口介音u在轻唇音产生之前是必须的，u介音可能是轻重唇音分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标记，但是当轻唇音产生之后，由于唇音u是有合口的性质，所以唇音与合口介音u在发音方法上有类似的地方，根据发音的省力原则，u就被双唇抵消了，今天北京话中唇音一般不能与合口呼相拼（仅限于可与韵母u相拼）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推测出西北方言止摄合口三等微韵非敷奉母字的演变路程应该是两条线索，一条是白读系统，一条是文读系统。文读系统的演变轨迹如张文所述，白读系统的发展线索可构拟如下：
p pH b[iw?i]──pX──h[vi] ──x[vi]──xi─腭化─ti─韵母圆唇化─ty。
参考文献
[1]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0.
[2]王军虎.晋陕甘方言的“支微入鱼”现象和唐五代西北方音[J].中国语文，2004(3):270.
[3]刘勋宁.一个中原官话中曾经存在过的语音层次[J].语文研究，2005(1):50.
[4]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M].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104-105.
[5]邵荣芬.敦煌俗文字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J].中国语文，1963（3）.
[6]秋谷裕幸.吴语处衢方言古音构拟[M].东京：好文出版社，2003:58.
[7]丁邦新.一百年前的苏州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6.
[8]张维佳.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200.
[9]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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