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种不同身份的士兵
《大》中的士兵身份有三种：一种是大陆籍国军，就是现在所说的外省老兵，如张拓芜们；一种是台湾原住民的国军，如陈青山、吴阿吉们；还有一种身份就是台湾原住民的日军身份，如蔡新民、柯景星们。他们比陈青山吴阿吉们年长几岁，在应招入伍时的1942年，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从小被教授的是叫做“君之代”的日本国歌，被灌输的是“如要凋谢，必做樱花”的军国主义思想。因此，原本属于兄弟的十七岁少年，由于各自的身份在战场上成了敌人。再仔细深究，他们还不只是一种身份，陈青山吴阿吉们被调往大陆参加内战，成了共军俘虏，最后又变成解放军，最后又回到台湾。蔡新民柯景星们被调往南太平洋战场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后，最后日本战败又成了盟军俘虏，最后被判十年虐俘罪，回到台湾。因为抗日战争和内战，他们的经历不同，然而最后的命运却又都是极其悲惨的。由此我们和作者一道发出了那声呐喊“战争有战胜者吗？”在战争的年代，他们被迫，或者被以国家的名义所鼓动而参军，而且是参加了不同军队。父子，兄弟成了战场上的敌人，他们的厮杀无关仇恨。“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口号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16] 在这里，没有英雄，没有好汉，最后他们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尊重和荣誉，他们只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命运的承受者。他们在各自的经历中虽然体验不同口述史，但是无疑都是一群受害者，幸存者。
作品在蔡新民柯景星故事的结尾，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有罪？谁该受惩罚？
这样的问题，也是二战后欧洲人对德国人的质询。“奥斯维辛，一如南京，即使暂时搁置其间的权力结构，它仍然指涉着历史的无力和重返历史的绝望，只留下无数无解的质询。”[17] 对于局外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下一代的我们来说，究竟怎么样看待那样一场战争屠杀，这关乎我们以后生活的命运。小说中，作者试图为我们还原历史场景，还原当时具体的时间脉络，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去认定究竟是谁该为那些死去的人负责，负责有时候是连一个指涉对象也没有的软弱无力的词，尤其是说话的人没有能力负责的时候。况且，“那些有权要求宽恕的受害者已经不可能站出来发言，人的死亡不可能有任何办法补救”。[18]法律上的惩罚不可能抵消战争的滔天罪行，仅仅是根据战胜的一方来判定战犯的惩罚，无法应对下一次的失败。我们的历史只会永远循环在“胜者为王败者贼”的轮回中。在那些统称为“国军”的战俘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国军？里面也有新四军，地下游击队，他们被一起关进南京集中营，这些人，他们隶属的军队呢？这个又怎么计算？谁又是胜者？谁又是败者？谁是正义之师？
“苦难的可怕，在于它像一场瘟疫，将绝望，麻木，幻灭和道德，虚无的细菌散布到每个沾上它的灵魂。”[19] 那些台湾的年轻人，穿着日军制服，背着刺刀步枪，命令那些白种士兵在饥饿状态下做苦力。“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20]柯景星们，在日军掌管的命令下，刺杀战俘时，可以说是道德虚无的，是有着正义幻灭感的，他们杀人时说着这样的话：“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即使最后战败被判虐俘罪，还是不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罪恶，只是感觉到是“一场架打输了”，“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因此，“即使在灾难过去后，幸存者仍然生活在没有精神家园的世界上。”[21]“历史并没有为幸存者提供一种现成的叙述方式，他们因此陷入沉默无语的状态，他们在历史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22] 他们无法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也不能为自己的曾经的历史经历找到合理合法的话语权，因此它们又是非历史的，被排除在宏观历史叙述之外的。他们的尴尬来自他们身份的尴尬，而他们身份的尴尬又是他们无法选择的时代悲剧。人最大的局限性口述史，就是他不能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记忆与遗忘
作者不止一次向我们提示，我们已经遗忘了太多本来该记住的历史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句对不起。”[23] “真是蒙哀的记忆：‘记住一点，为了忘掉所有。’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成为历史的‘事件’也是这样”。[24]我们该记忆哪些？我们该遗忘哪些？我们是该记忆那些具体的数字，还是该为那些数字背后的失语的人找到他们本该拥有的尊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战败者而要将那些个人历史从集体记忆中抹去吗？生下来就被决定了的命运究竟错在哪里？他们怀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祖国并不怀抱他们，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可是祖国却不接纳他们，最后依然是流离失所，漂泊无依。那些被流放的马来西亚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是那样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辗转投奔中国，然而，因为身上贴着“华侨”的标签，他们又成了被摧残的对象，这些当年为了国家而出走的人们，最后竟成了没有国籍身份的人！如今，走在香港繁华的街头，那些等着领政府救济的老人们，有谁知道这样淹没在人群中的老人们，在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曾经怀着怎样的热情，做出怎样决定他们各自命运的抉择，而命运又怎样的对待了他们。“遗忘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存在本身的忘却”。[25] “由于当代人的思想不再对一个记忆中的某部分库存记忆感兴趣，这个记忆便不再唤起人们对这部分记忆的回忆。”[26] 然而，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力场中，是微不足道的衰弱人体。记忆死亡了，那是因为召唤记忆的光明使者死亡了，不会思的记忆是遗忘，不会记忆的思是妄想。两者都是历史重演的祖传秘方。作为复活的光明使者，作者在自己的“山洞”中，借着微弱的“烛光”，在浩瀚的史料中，为我们探寻走进历史森林的的小径。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很少有人站出来做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最用的重要内容。”[27]
“在厚厚的火山灰下，有着八百个国军的遗骨”，“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母的”，“我开始寻找幸存者”。[28] “我发掘他们，是为了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现在正和我们这些觉得自己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朋友的人一起活着。在生者与死者之间，一个家庭，一座共同之城在此产生。”[29] 因为我们太容易将那些需要重新确认性质的古老的兄弟相残事件归因于国家官僚冷冷的计算，抽象的数字了。当人们告别神圣时代，进入祛魅时代口述史，需要一个新的共同体想象，世俗国家世俗社会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源泉，因此，作者在结尾才发出这样的反问：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伤害侮辱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这样的共同体想象，在小说中就是回归亲情伦理本位的共同体想象。它超越了民族，国家，政治。作者通过见证文学的形式，将那些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建构起来。通过叙述，将那些历史事实建构起可理解的范围，“因为人的行为是可理解的和可解释的，因为人的行为也有上下文也有一种叙事的历史。”[30] 删去政党意志，删去意识形态，删去那些隶属的军队身份，我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我们是兄弟，是姐妹，我们有着一部部带着伤口的生活史。 我们从哪些历史中看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子。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这些灾难的被遗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战争灾难的历史叙述，是放在“解放”的话语中叙述的，我们这代人，一直沉浸在“被解放”的政治幻觉中。从而，麻痹了我们的大脑，停止了去对真正历史创伤的治疗。这些灾难，通过作者的叙述，促使我们去观察和领悟政治制度如何深刻的影响和限制人类生存和生存可能。“对待过去的伤害，要依靠宽恕，不能要求遗忘，更不能强迫遗忘。”[31]在伦理政治中，宽恕不是将非正义的过去一笔勾销，一忘了之。我们需要为那些受伤害的人们作见证，我们应该警惕对这样的灾难历史的冷漠无知。“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灾难的再度发生。”[32]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33] 个人在历史中只是一滴水。虽然看不见，但它真实的存在过。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1]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163页。
[2] 龙应台：《龙应台平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342页。
[3] 龙应台：《龙应台平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342页。
[4]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173页。
[5] 龙应台：《龙应台平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344页。
[6]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12月口述史，第39页。
[7] 龙应台：《龙应台平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344页。
[8]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46页
[9]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46页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10]【德】哈拉尔德 韦尔策编：《在历史与回忆之间》，《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55页。
[11]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64页。
[12]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7页。
[13]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20页。
[14]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8页。
[15] 王炎：《奥斯维辛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7年2月，第33页。
[16] 勒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17] 王炎：《奥斯维辛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7年2月，第11页。
[18] 王炎：《奥斯维辛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7年2月，第51页。
[19]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218页。
[20]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130页。
[21]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222页.
[22]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225页.
[23]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173页。
[24] 张志扬，余虹主编：《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口述史，2000年12月，234页。
[25] 王炎：《奥斯维辛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7年2月，第52页。
[26]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92页。
[27]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5页。
[28]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151页。
[29] 【美】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2003年1月，第226页。
[30] 姚大志：《何谓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31]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4页。
[32]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223页。
[33]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2009年10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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