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是一本关于创伤记忆的小说。这种见证叙事的悲剧效果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是一本包含着血与泪的口述史。
论文关键词：创伤记忆，见证叙事，口述史
《大》是一本关于记忆的小说，更确切的说，是一本关于创伤记忆的小说，是一本包含着血与泪的口述史。小说以一个母亲的视角向自己即将成人的十九岁的儿子飞利浦讲述了他的上一代人的战争的历史以及她作为战败者后代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作者以一颗谦卑与感恩的心向她的孩子也向读者讲述了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个人的渺小与卑微，无知与盲从，以及被时代的洪流裹挟下的无可奈何。作为那场战争的失败者的后代，作者向读者发出这样的呐喊：“战争有胜利者吗？”这声呐喊，向读者揭示了一个长久以来未曾反思的命题：谁是战争的胜利者？无论是战胜一方，还是战败一方，那一个个年轻的兄弟姐妹就无声的作了历史枪口的炮灰。个人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哀伤与荒凉，生离死别，不公不义，长久的被遗忘与沉默的痛苦，又有谁为他们发出呼喊？作者就是要为那些六十年来一直沉默的幸存者代言，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记忆战争带给每个个体的创伤。提醒人们，“如果每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1]
作者曾经说，“20世纪的中国孩子，我们就在仇恨的教育中成长，而仇恨的竟是自己的乡亲与兄弟。”[2] 然而，“在仇恨的教育中长大口述史，心中却没有仇恨”。[3]因此她在《大》的结尾写道：“我不管你是哪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4]所以，小说的感情基调不是仇恨，不是抱怨，不是指责，而是用自己柔弱的身体扛起历史的重担的勇气和毅力。为了不遗忘，为了不掩藏，为了已经沉默了六十年的“战败者”发出自己微弱的历史回声。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如果要走出历史的灾难和阴影，实现社会的和解，我们需要的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作者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区酝酿自己的张力。让那一声声叹息，一张张苍老的面孔，向我们述说一个个生命的柔弱与卑微，悲悯。“脱下军装，我是一个良善的国民”。“我不在乎中国政治的统一，但我憧憬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5] 在当代中国，因为历史和现实政治的种种原因，我们的民族，对于那场兄弟之争，都还一直活在各自所相信的真理中，交战的任何一方都恪守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各自的主义，一方要解放一方的人民，甚至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一方要誓师卷土重来，“消灭共匪”，还我河山。因此，光有战争教训不了人，战胜者是“真理”的现代神话，我们耳熟能详。“只有当战争进行到不是为真理，而仅仅是为着不幸，即为着“被无辜屠杀的不幸”这被迫而战的一方，才有正义可言”。[6] “我对大陆江山有着极浪漫的崇拜，对大陆的人有着极温暖的感情，但这崇拜和感情并不影响我对现实政治的体认。”[7]
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尤其是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以为仅仅靠着简单的碑铭来反省，靠着教科书那一串串抽象的数字来让下一代记住历史，那么，历史在下一代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极可能被悄悄遗忘、抹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亏欠的过往弃置给了下一代。于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注定了将一再重复自己的命运。
两种叙述视角
在《大》中口述史，作者主要向我们呈现了两种叙述视角，一种是第一人称叙述，也就是时代见证人或幸存者的叙述，一种是第三人称叙述，也就是采访者的叙述。这两种叙述视角有重合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其中有历史事实，也有空白，虚构和想象。我们可以将二者合二为一即记忆——回忆——想象。具体而言，就是灾难的幸存者因为自己在苦难岁月的经历，而有了自己过去经验的零散的片段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碎片是不完整的，需要通过采访者的想象与虚构来将其完整化。采访者在一种情境下将灾难幸存者引入回忆的心理状态，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提问，得到回答，在得到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比如照片，文字材料，地图，实物等，在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者就有了一个基础叙述，再此基础上，加以发挥，使之变成一个有相当回旋余地的补充叙述。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经验，通过推理然后用文字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个幸存者从过去到现在的完整的故事。因此，这个故事包含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包括回忆个人的历史记忆和回忆幸存者的历史记忆，这两个部分都是根据回忆连接起来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诸如照片，诗歌，日记，实物材料等等。当我们在看到那些实物，照片上年轻的脸时，对我们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图片有时候胜过文字，胜过任何的一串抽象的历史数据，那些照片，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鲜活生命。它提醒我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真实的生活过，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离别和伤痛。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存在过。
诗人痖弦的故事就是全书中典型的两种交叉进行的叙述视角。作者首先向我们交代了痖弦故事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交代了时间，地点，当时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场景。1945年，河南，南洋中学的地狱景象，于是在战争包围下的河南十六所中学的师生，正装待发，撤退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可以看出，那出发队伍的壮观场面则明显是一种虚构和想象，甚至是抒情。但是那是一种虚构的真实，诸如“1948年冬天的中国”这样的句式，明显是一种煽情的口吻，作者以一种俯瞰式的眼光为我们描绘了浩荡的队伍和悲壮的情绪。然而，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痖弦来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的。用书中第一人称痖弦的话说口述史，“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8]而且，因为不知道这次的出发是将要诀别，不知道是要和自己的父母见最后一面，他都没有回头去看前来给自己出发送油饼的母亲。“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9] ，在幸存者的记忆中，既保留着历史体验，即当时的“好玩，高兴”，也保留着回忆体验，即“四十二年后”，去找父母的墓。“由于人们当时不理解历史事件，所以人们做出了错误评价，并且保持沉默，这种错误评价和沉默一直就是历史发生的一部分，也是今天进行回忆的一部分。”[10]故事的悲剧性就在此而生，悲剧性往往是因为主人公身处悲剧中而浑然不觉。“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的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11] 因此，在小说中，作者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为我们叙述这段故事时，我们体会到了在主人公当时未曾觉察到的悲剧与苦难。“我们试图理解某一事件在它发生的时代里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要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具有什么意义”。[12]悲剧发生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它是悲剧，只有回头再回顾那段历史，无论是故事的幸存者，还是作者，读者，都感受到了是一场悲剧。这种见证叙事的悲剧效果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历史的在场者即幸存者与不在场的作者和读者一同构建起来的。
一人一部口述史
在书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很多个那样战乱的年代的人们的灾难。这里面就有着包括作者父母为原型在内的那些普通人。作为军属的美君，作为宪兵队长的龙槐生。
龙槐生在“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13] 十五岁离家被宪兵队招入。一九四五年已经是宪兵队长，参加过淞沪会战的他，自从离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对母亲的歉意与愧疚始终伴随着这个八十岁的老人，每当在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候都是老泪纵横。看《四郎探母》的京剧，听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时，哽咽出声。
美君，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随大撤退的军队，从老家江苏淳安，经湖南，到广州，到台湾。一路的艰辛跋涉，中途不得不与自己孩子的割舍的痛苦，一直缠绕她五十年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五十年后回到家乡淳安，然而家乡古城早已经沉入水底。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然是如此具体。夜夜梦见自己回到家乡的她却始终没有如愿。 在台湾口述史，作为外省人的她，住在破旧的“公家宿舍”。这是一个独自承担起家庭的担子的坚强女人。还有泽群的故事，管管的故事，同样是相同的离别，相同的创伤。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因战乱从山东迁移的中学生，他们的命运是被抓当兵，从山东一路奔波到广州只剩下五千多，最后被送到台湾，闯进残酷的历史铁闸门。
十七岁的痖弦和五千多个因战乱从河南迁移的中学生在永州这个地方开始了命运的不同布局。那五千孩子随国军翻越十万大山撤退到广西中越边境，被法国领事送进了集中营。最后只剩不到三百人被送到台湾。这些孩子在出发时，没有和父母做最后的告别，不是没有，而是不知道那次迁移是最后的诀别。
“当我们成功的识别和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把某个事件，情节或行动方式，放到一些口述史的脉络中”，[14]放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在那些战争开始时，都从自己的视角目击了那场大规模的人类灾难，他们的身份不同，处境不同，“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想象和经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个性化记忆，再经过语言的独特表述”，[15] 呈现给我们一部部鲜活的带着还未愈合伤口的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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