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当其冲的例子自然数中国的“奈达现象”。奈达于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动态对等”以来，就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近乎革命的翻译理论的改革浪潮。20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中国译界许多学者在引介、阐释和讨论奈达的理论并探索对翻译实践的广泛应用性，甚至将其奉为圭臬，乃至于翻译论文不提奈达就不可能得以发表，同时也成为学者评判翻译质量优劣的标准及翻译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当然，奈达的翻译理论的确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翻译界当时对其的极端崇拜也反映了当时美国这一超强国家的强势话语权力。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人文学界文化热的兴起，奈达的理论在翻译界的地位有所淡出，中国翻译界对其理论不再奉为圭臬，而是开始对其大肆批判。陈宏薇认为奈达的理论在中国由盛到衰的过程标志着“中国翻译研究走向成熟”（陈宏薇：2001），这一论断无疑有其合理性，但中国翻译界之所以对奈达的理论不再热衷，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出现了另外一股西方理论思潮：以注重文化与翻译之间交互影响的、勒菲弗尔及韦努蒂等主导的文化研究思潮。中国并不是不崇拜西方翻译理论了，只是不再崇拜奈达罢了。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又出现了“韦努蒂”现象。中国翻译界又掀起了一场归化与异化的争论，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奈达的“归化”论不再独占鳌头，取而代之的则是韦努蒂的“异化”论。
韦努蒂是一位美籍意大利学者，其代表作为《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他主要利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试图对西方翻译中的霸权意识形态、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进行解构，倡导要展示弱势文化国家的异域文化形式的异化翻译。这种翻译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本族文化及抵抗帝国主义霸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国内翻译是以奈达为代表的“归化”派独占鳌头，而自九十年代中期韦努蒂的“异化”论引入国内后，“异化”派便迅速开崛起，占取上风。如王东风教授在其文《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概括了国内归化与异化之争，多次引介韦努蒂的观点，最后指出“异化派的声音要更响亮些，归化派在理论上暂时还没有作出强有力的回应”（王东风：2002：24）。那时几乎所有谈“异化”者无一不会引用韦努蒂的观点与著作，而能结合中国实际对其进行辩证分析的学者则寥若晨星。直到近几年来，后殖民主义在中国逐渐风靡，其代表人物之一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引入国内后，翻译界才开始有学者用此理论对韦努蒂的翻译策略提出质疑，又如王东风教授在另一文《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说道：“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具有某种不同程度的杂合，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的程度不同而已（王东风，2003：7）。时隔不足一年，王东风教授在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上观点之转变反映了国内翻译研究对待西方理论的“喜新厌旧”的特点，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西方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与控制，以及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子而已。目前韦努蒂的理论在国内也渐趋冷淡下来，和奈达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只不过是让位于另外一种更风靡的西方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而已。
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目前仍处于引介阶段，将该理论与中国翻译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以爱德华.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对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消解，促使第三世界的话语由边缘向中心靠近，以达到与权威话语平分秋色及多元共存的目的。从该角度上来说，后殖民主义研究对我国理性对待西方的权力翻译话语，由“失语”的边缘地位向中心靠近，逐渐摆脱西方权力话语的控制，达到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角度来说是有着重要的启示的。但我们在引介该理论，将该理论运用于中国翻译实际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理论及其代言人的局限性。
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延续，因此二者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学者利用解构策略对西方文化传统自身的中心主义进行挑战，而后殖民主义则利用解构策略从世界文化的边缘—东方，向当下世界文化的中心—西方挑战，这种挑战把西方文化视为一种释放话语权力的中心。尽管方式不同，但两者都是“一里一外地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式的夹击”（王宁，1998：168），这种中心式的解构，或由边缘到中心的挑战来都是为了达到改进西方文明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改变东方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如T.S.艾略特及埃兹拉.庞德在翻译中都提倡“异化”原则—西方需要那个被压抑的“他者”来阻遏道德和精神的崩溃。而后殖民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同样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他们都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第三世界的血统，因而总是通过不断从自己的独特的（东方的或第三世界的）角度批判西方文化和理论，达到推进自己学术研究之目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第一世界的主流话语圈里，并且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因而也就无法摆脱西方话语的阴影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就无法真正代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利益，无法与后者在同一理论层面上进行真正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这就是为什么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对他们的后殖民理论读本翻译为汉语或转让版权不感兴趣，因为远东大陆在他们心中还是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兴趣在于“从边缘逼向中心，而不是从一个边缘再度走向另一个边缘”（王宁，1998：182）。因此，国内翻译研究学者在引介后殖民主义时，要辩证地看待该理论，联系中国文化的实际来运用。笔者认为，将该理论运用于中国翻译实际时，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将其用于抵制西方的霸权，消解西方的权力话语，与其平等对话，向世界而不仅是西方传达中国自己的声音，同时借助翻译研究与实践向世界传输中国的文化，从而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使中国文化能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
三、走出边缘，摆脱“失语症”
从后殖民主义的视野来说，中国翻译研究的“失语症”及边缘地位，是有着广阔的社会
文化原因的，因而不能将此现状简单归结为中国翻译研究者缺乏创新的原因上。这种“失语症”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翻译界自身的努力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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