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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新解

时间:2011-04-22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中国历代对《庄子》思想的研究,注家普遍认为全书中的关键词要数“逍遥”二字最甚,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恰恰寄托于逍遥,并且庄子本人将其《逍遥游》作为全书的开篇之作,由此可谓该篇甚为重要。本篇中谈及的“逍遥”实为思考的中心问题——精神自由人生境界的实现,所谓“精神自由”即称为庄子笔下的”逍遥”矣。
关键词::庄子,逍遥,精神自由
 

中国历代对《庄子》思想的研究,注家普遍认为全书中的关键词要数“逍遥”二字最甚,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恰恰寄托于逍遥,并且庄子本人将其《逍遥游》作为全书的开篇之作,由此可谓该篇甚为重要。本篇中谈及的“逍遥”实为思考的中心问题——精神自由人生境界的实现,所谓“精神自由”即称为庄子笔下的”逍遥”矣。笔者试从”逍遥”二字的由来并综合前人探讨”逍遥”之境界的基础上,重新对庄子”逍遥”进行理解、诠释,全文并就达到“逍遥”之境界的几种类型的人加以浅要认识,就逍遥之人所拥有的“无所待逍遥“必经的途径及方式加以简要阐述。

庄子首先在《庄子·逍遥游》中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1]文中开篇直抒鹏的自由,高远,快乐,显示出大鹏的本领多大,它拥有的自由与快乐是一种“逍遥”,但并非庄子笔下的真正的自由,大鹏的自由是有所限制的,有待的自由。分析可得大鹏从北海向南方迁徙,扶摇而上九万里,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气势非凡,但若无六月海动的风,它则不能展翅高飞,由此大风是鹏飞翔的必要条件,这种所谓的“逍遥”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即称之为“有待逍遥”,这与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生境界的“逍遥”相差甚远。首先来看“逍遥”一词。

一、逍遥的形式

“逍遥”一词最早见之于《诗经·郑风·清人》中“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楚辞·离骚》记载:“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礼记·檀弓上》有“孔子蚤作,负乎曳杖,消遥于门”。. 此外在《史记》等典籍中都曾提及过“逍遥”一词,《诗经》、《楚辞》等中的“逍遥”实指人和物安闲自得之意。张松龄先生在其《<逍遥游>的主旨是无为》一文谈到“河上乎逍遥”[2],他认为这里的“逍遥”是用来形容苦闷异常,无事可做之人,用当今术语表达即“闲走”、“散步”,并非人、物所达到的自由自在精神形态。关于“逍遥”从今日的理解侧面讲,理应当自由之意,如果追溯这一当今说法的源由,要从刘笑敢先生所说的 一句话中加以论证。他曾说过:“纯以精神言逍遥,是庄子所谓逍遥的独特之处,庄子之逍遥实有今日精神的含义。”[3]仅此不足以说明这一观点成立,还应根据《庄子》一书整体思想来把握其“逍遥”之义。――庄子以贫贱之身,被弃之才独自逍遥于无何有之乡,其逍遥之境乃是冰清玉洁的人和世界都带有自由、清静的余味,与《诗经·郑风》中“逍遥”皆然不同。“逍遥”一词固然最早出现在《诗经》中,但将其引入哲学范畴最早之人乃是庄子。庄子内篇《逍遥游》惠子与庄子对话中,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里的“逍遥”不是形体的自由,而是精神上达到的清静、自在的境界,这种“逍遥”并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精神上的一种随顺自然,无所凝滞的自由感,它不拘泥于形体,主要喻心意之逍遥自得。再如《庄子.大宗师》云:“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此句译义为“自在徘徊于尘世之外,并逍遥于无事之始。逍遥乎无为之业也指的是心意的逍遥。心意地逍遥是心灵的自在,不受外物束缚的自由[4]。”“逍遥”在庄子认为指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内心状态,又称之为“无待逍遥”。“有待”与“无待”相对应的,庄子虽未明确提出“无待”或“无所待”的具体概念,只在文中谈到“有待”涉足到“无待”,但并非“无所待”无关紧要,反而它成为庄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有待”即有所凭借、有所依赖,是有一定的条件因素限制的,表达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庄子将心灵所受的束缚认为是“有待的”,如上文所述鲲鹏之例,《逍遥游》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又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再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视姑射之山,汾水之阳,□yao然丧其天下焉。”“有待”逍遥是像鲲鹏、朝菌、蟪蛄等,从植物、动物再到人,诸如像宋荣子、列子,乃至象尧这样的一代名主都不能达到“无待逍遥”。他们所谓的“有待”之游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有限的自由。只有“承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于穷者,彼且恶乎待,”顺应万物的本性,遵循六气变化而游于变化之途,达到物我一致,与道合一,才可以达到真正的逍遥之境――“无待逍遥”。老庄认为,无为的“道”是宇宙的本源和根本法则,人应该以“道”为法,清静无为、朴素自然,“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因而吾也无处而不自得,无时而不逍遥;故随变是适,以游无穷,即“无待逍遥”。“无所待”是指这种逍遥是摆脱所有主客观的限制和束缚,实现人的心灵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境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精神的自由,即心灵的彻底解放,是无蔽光明的,是与道合一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这种“无待”是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地逍遥自由,但要实现这种彻底的自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5]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心灵受到诸多束缚、限制,用庄子言语表达是“有待”、“有累”,真正的逍遥者是解除心灵所受的束缚,破除“有待”从而达到“无待”,正如“圣人”、“真人”、“至人”、“神人”等,他们是得道之人,能够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心境自然而明亮,他们才是真正的逍遥者。

庄子“无待逍遥”与郭象“是(适)性逍遥”是有所区别的,郭象认为逍遥是在于能否顺应自然,各安其性,各施其职。如果能做到“性分自足”就是逍遥。适性即“各以得性”,郭象认为适性即“逍遥”,不在于有待与无待,有待可逍遥,无待也可逍遥,他谈逍遥的背景是适性,这适应当时世风需要提出来的。他认为:“夫莛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故举纵横好丑,恢诡谲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理虽万殊而性自得,故曰道通为一也。”[6]在这里不管大山还是秋毫,不管丑厉还是俊美,从各足于其性来看都是一样的,郭象在此只讲安于其性,而不论其是否,这与庄子的无待逍遥有甚远区别。在庄子看来,“无待”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而唯有在精神的王国里才能得到实现。庄子《逍遥游》一篇中精辟的提出“有待”与“无待”之论,他认为大鹏本领无论多大,但它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大鹏的飞翔离不开风的驱动。“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去以六月息声也,”自由的大鹏是依赖物化、风以及一定的空间,才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又例举蝉、小鸠,甚至尘埃也需要外力、风、气的吹动,自由对于自然界生灵是“有所待”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竟”的宋荣子是乎不计较别人的议论,但他仍存我而未能忘我,重内而轻外,不是完全自由。至于“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的列子,仍然逃不脱风和时的约束。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且恶乎待,顺应万物的本性,遵循六气变化而游于变化之途,达到物我一致,与道为一。“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因而我也就无处而不自得,无时而不逍遥;故随变是适,以游无穷,即无所不待。“无所待”是庄子理想的最高人生境界,这是庄子所憧憬的精神王国。庄子在《逍遥游》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逍遥理论,这种逍遥理论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而要达到这一“逍遥”的境界,就必须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忘却世间的毁誉得失,超越个体的生死界限,即做到“无功”、“无名”、“无己”。这种绝对的自由的“心灵逍遥”当然不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的,只有得其无待而大道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而“无名”、“无功”、“无己”则是达到“逍遥”境界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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