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从纵向上看，这些暴力形象的生成，都与两位作家童年或青年时的暴力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横向对比来看，在表面呈现相似性的同时，本质上却是大相径庭的。于是这童年时代血淋淋的色彩与景象逐步演化为一种暴力的象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如《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那种血淋淋的，令人作呕的，类似于生物解剖的场面描写频繁出现，于是他笔下的人物就是这样经常遭受着身体暴力。
关键词：暴力记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反英雄化
鲁迅与余华这两位分属于中国现代、当代的浙江作家，无疑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并且受到了评论界的过分关注。他们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一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一位以其创作与思考超越了那个时代与民族，拥有了一种寂寞的命运，而另一位又何尝停止过先锋的尝试与探索呢？大概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吴越文化，雄悍的精神品格注入其中，使二者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可比的相似性，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余华是鲁迅精神最有力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纵观他们的创作，我们发现在两位作家都涉及到的暴力母题下，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许多暴力形象。从纵向上看，这些暴力形象的生成，都与两位作家童年或青年时的暴力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横向对比来看，在表面呈现相似性的同时，本质上却是大相径庭的。本文试图从暴力这个两位作家都涉及到的创作母题入手，比较他们笔下暴力形象的创作异同。论文检测。
一 暴力记忆
“暴力”，这个充满血腥的词汇，成为鲁迅与余华小说创作的一个共同母题，但在写作中，他们却对这个母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
现代心理学认为，童年或少年时代的记忆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同样，一个作家年少记忆中的独特场景往往能成为其今后创作中频繁出现的意象或母题。众所周知，父母的离异和家庭的变故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刻的，给她的心灵抹下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大家族的衰败，父母的长期不和，母亲的几次离家留洋，父亲的蓄妓吸毒，这些反映在她的创作中，使她的小说中时常会出现“一个专横暴虐的父亲，一个自私冷漠的母亲，一个阴险残忍的后母”[1]R143这些形象。
据此，我们一同走进鲁迅与余华的童年及青年的记忆，共同追寻一下那源于此的暴力记忆。首先来看一下鲁迅，那就不得不提到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那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在一次观看幻灯片中，鲁迅受到了极大的震惊，画面的内容最终让这位立志学医报效祖国的青年志士弃医从文，从此才有了20世纪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就幻灯片的内容来讲包括着这样的内容：日俄两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厮杀，而中国人甘为其做侦探，当中国人被捕受戮时，自己的同胞却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杀人的场面。从此，鲁迅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身体遭受暴力所引起的创伤，可以用医学的知识进行医治，而精神上所遭受的暴力，医学却无能为力，同时这种精神创伤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身体创伤。自然鲁迅在这里已经将人看作是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体，并深深地思索着这种精神的暴力又源自何方。
而余华的暴力记忆则来源于其父亲的影响以及他从医的经历。他曾这样提到过他童年的记忆：“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我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2]R152幼年的这个场景反复出现在余华的脑海中。随后，在余华成为牙医的几年中，应该说从生物属性上来讲，他对人的理解有了更加透彻的洞悉。于是这童年时代血淋淋的色彩与景象逐步演化为一种暴力的象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如《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那种血淋淋的，令人作呕的，类似于生物解剖的场面描写频繁出现，于是他笔下的人物就是这样经常遭受着身体暴力。
二 暴力形象
在余华与鲁迅的童年及青年的记忆中储存了大量的关于身体与精神的暴力记忆，由于两人同样的从医经历，所以都不自觉的将人划分为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在他们的创作中，二人巧妙的运用了他们的医学知识，将精神的病态与身体的症状融为一体，出现了众多的“疯子”形象。
在鲁迅的笔下，“疯子”的形象往往成为先觉个体的象征，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他”，《药》中的夏瑜等。从身体暴力上来看，他们或被迫吃药就医，以致被众人幽闭起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遭人中伤，被人遗弃（《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或最后被枪杀（《药》中的夏瑜）；或吐血致死（《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些“疯子”或“狂人”所遭受的身体暴力，正是在于他们精神上的先觉，而精神上的先觉却被麻木、愚昧的国民当成了身体上的病态，而遭受身体暴力。在这里，鲁迅先生所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身体暴力的实质，即施之于精神的暴力。因此，先觉的个体便在这种双重暴力之下成为“疯子”。
在余华的小说中，同样也出现了许多“疯子”的形象，如《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教师”，《四月三日事件》中的“我”，《现实一种》中的山岗、山峰（潜在的“疯子”）。这些“疯子”已和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大相径庭。以《一九八六年》为例，在小说中，出现的“疯子”形象，是一个历史教师，他是文革暴力的受害者，他总是生活在历史之中，虽然回到现实，却总与现实格格不入，妻子、女儿因为他的出现而感到恐惧，虽然他与鲁迅笔下的先觉者形象有些相似，都遭受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暴力，但他在想象中对他人身体的施虐最终残害了自身，他所遭受的身体暴力（自虐）并未唤醒民众，他也并没有在精神上占有优势。他的疯更多的是因为越出了常规，越出了理性的界限，历史暴力的阴魂并未从他身上消失，最终他在这种暴力表演中走向了歧途。又如《河边的错误》中的马哲，显然余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灾难拯救者的形象，在这一点上似乎又与鲁迅笔下的精神界战士有些类似，然而，却很难将他看成是在精神上占优势的个体，最后马哲不得不装疯，来躲避法律的制裁，这显示了主体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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