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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爱玲对爱默生及其作品的译介

时间:2011-04-22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作为一代才女,张爱玲具有特殊的语言天赋。对爱默生作品的翻译。张爱玲对爱默生的诗的译介中。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交结缠绕的精神家园。个人主义,浅析张爱玲对爱默生及其作品的译介。
关键词:张爱玲,爱默生,译介,个人主义,精神家园
 

2000年10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四十年代张爱玲风魅上海,以其奇特的意象和怪僻的比喻经营她的“美丽的苍凉感”,独树一帜的书写自己所感悟了的人生和感性的世界,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虽然直到1961年才被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写入《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而大陆直至1981年才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然而就其小说所散发出的奇光异彩早已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形成了特有的“张爱玲现象”,不同的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充分挖掘,相关研究不胜枚举,这本身已构成一个“神话”。或许其文名太过荣耀,故而对其翻译文学的研究和重视则要单薄的多,对其翻译文学的价值也众说纷纭。故相较于对“作家张爱玲”的浓厚兴趣“译者张爱玲”的角色却鲜为人知。①其实她的翻译也独创一格,秉承了其文学创作中“张体”叙事与语言的特色。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对爱默生及其作品的翻译来探究其对爱默生的内在认知层面,加深我们对爱默生的认识。硕士论文,个人主义。

中英互译

作为一代才女,张爱玲具有特殊的语言天赋,不仅对母语应用自如,对英语的操作也得心应手,可谓是双语兼通的作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自译成英文,同时还翻译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美国文学,译作范围涵盖了翻译系列中的各种文类: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学评论及文学史等不一而足。

张爱玲的译作生涯始于1941年,其首部译作摘译于哈而赛的《谑而虐》(Margaret Halsey,“With Malice toward Some,”1938),发表于上海的《西书精华》季刊第六期。而她的自译者身份始于1943年,当时的大部分翻译作品发表于上海知名英文期刊《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上,而于1954年首先以英文面世的《秧歌》、《赤地之恋》,使其翻译之作达到巅峰。但她的译者生涯正式始于1952年12月翻译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Ernest Hemingway,The Old Man and the Sea),张爱玲对其投注了极大的热情,正如她自己所言:“如果我最常用的文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1954年她在中一出版社版本的《序》里写道这是她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②,它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以及她“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传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

张爱玲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42-1943年间,有人说这两年的上海是属于张爱玲的,而后由于战争的炮火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扑朔迷离,张爱玲被迫离开她所熟悉的上海,辗转于香港与美国。故有人说50年代后她的创作步入滑坡期,此言也不无道理,离开了上海气息滋润的张爱玲,其后的创作再也无法与前期匹敌。但50-60年代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文学的翻译中,倒使得她的翻译与创作相得益彰,而这其中就有对美国作家爱默生及其作品的译介。

对爱默生作品的翻译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浪漫主义散文家和诗人, 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为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爱默生足足影响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文学,他不仅是美国十九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美国整个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领袖,这一文学运动和思想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美国文学家(如梭罗、霍桑、惠特曼、庞德等),形成了一股进步的文化潮流。爱默生的作品主要是散文,他的重要作品主要收入在《论文集》和《论自然》(Nature)中,爱默生宣扬一种超验主义思想,认为上帝无所不爱、无所不在,强调自觉的力量,强调个人主义,相信超灵的存在,认为超灵是同上帝一样无所不在的人的灵魂的一部分。作为一代宗师,爱默生的思想帮助美国人重新树立了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的精神,其重要著作《论自然》被认为是超验主义的宣言书。

张爱玲在翻译爱默生的作品中,主要有《爱默生选集》和《爱默生诗选》,在《爱默生选集》“译者序”中写道:“爱默生是19世纪文坛的巨人,他的作品不但在他的本土传诵一时,成为美国的自由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融入我们不自觉的思想背景中。英国名作家安诺德(Mattew Arnold)曾经说:在19世纪,没有散文比爱默生的影响更大。”也正因如此,“他的诗名为文名所掩,但是他的诗也独创一格,造诣极高。”,张爱玲对爱默生的诗的译介中,在《爱默生选集》中共选了六首诗,分别是一、问题二、紫陀萝花 三、为爱牺牲一切 四、悲歌 五、日子 六、断片,而其中日子(the days)、问题(the problem)、断片(Fragments)三首后来被收录由林以亮编选,张爱玲、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等多位台港著名译者、学者、作家翻译,并撰文介绍诗人的生平与著作的《美国诗选》(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中,此诗选于1961年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1988年11月由台湾英文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而大陆直到1989.10月才经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据该社中译本排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硕士论文,个人主义。

著、译者的理想家园

张爱玲对爱默生作品的翻译应该不是偶然,或许她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正如她坦言:“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尽管如此,译者对所译作品并非只是草草了事,而是查阅了作者大量的相关资料,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爱默生选集》中,对所翻译的诗《悲歌》、《为爱牺牲一切》,可谓是推崇备至。在“译者序”中,张爱玲写道:“我们读到他的情书与他追悼幼子的长诗,可以从他的私生活中看出他的为人。他对那夭折的孩子的感情,是超过了寻常的亲子之爱,由于他对于一切青年的关怀,他对于未来的信念,与无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可以更深地体验到他的悲恸。”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或许是出于生计迫于无奈从事翻译别人的作品,然而她仍然是用心的在翻译。正如林以亮在《美国诗选》“序”中写道:“这并不是说译者在翻译各诗人时仅根据这几本选集中所常见的诗就动手翻译。事实上,几位译者都是拿几位诗人的全集从头到尾熟读,然后才开始工作的。如果不浸润在他们的作品中,不熟悉他们的风格,特征,长处和缺点,一个译者真有无从下笔之苦。”③不仅如此,张爱玲对所翻译的作家也是怀着敬仰之情,在翻译梭罗的生平和创作时,再次提到十九世纪两位文坛巨人----爱默生和霍桑。硕士论文,个人主义。

爱默生的散文和诗歌,风格独特,他不追求典雅华丽的辞藻,总是从表达思想内容的实际需要出发,他的散文造句精炼,有时简洁有力,犹如格言,有时用一连串的形象比喻牵动读者的想象,陈述出一个繁芜的哲理,具有磅礴的气势和雄辩的说服力,这种风格被后人概括为“爱默生式风格”。④他的诗不事雕琢,但含义深邃,用词清新,开辟了“自由诗”的先河,其产生较大影响的诗《Days》就体现了他的独特的创作艺术和写作技巧:

Days

Daughters of time ,the hypocritic Days ,

Muffled and dumb like barfoot dervishes,

And marching single in endless file,

Bring diadems and fagots in their hands,

Bread ,kindoms ,stars and sky that holds them all.

I , in my pleached garden ,watched the pomp,

Forgot my morning wishes ,hastily

Took a few herbs and apples ,and the Day

Turned and departed silent . I , too late ,

Under her solemn fillet saw the scorn.

张爱玲翻译如下:

日 子

时间老人的女儿,伪善的日子,一个个

裹着的衣巾,喑哑如同赤足的托钵僧,

单行排列,无穷无尽地进行着,

手里拿着皇冕与一捆捆的柴。

她们向每一个人奉献礼物,要什么有什么,面包,王国,星与包罗一切星辰的天空;

我在我矮树交织的园中观看那壮丽的行列,

我忘记了我早晨的愿望,匆忙地

拿了一点药草和苹果,日子转过身,

沉默地离去。我在她严肃地面容里

看出她地轻藐-----已经太晚了。

由于对爱默生的深层次把握,与对其创作风格的自身领悟,张爱玲在翻译这首诗时也倾注着自己的情感,在不影响爱默生的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灌注着自已沧桑的情怀,使这首诗飘着一层淡淡的忧伤及悲恸。在这首诗的翻译中,张爱玲主要运用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念,融自身的苍凉风格与爱默生的深邃于一体,这种完美的结合使整首诗读来对生活失望而不绝望。在荆棘中爬寻的人类似乎忘记了原本生活的真谛,生活的残酷使我们心生无奈,目光落在世俗的物质上,但人类也正是在这些物质上才能维持下去,生生不息。或者说世俗成就了生活,也成就了我们自身。

张爱玲对这种归化与异化的借鉴,源自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来尔马赫1813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演讲,他认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在翻译时,译者基本上要遵循作者的风格,正如翻译家翁显良先生所示,“ 作为译者,应与原作者性情相近,阅历相似,从而风格相似”,译者应当“ 读了原作有所感受,产生共鸣,得之于心。”⑤从这首诗的翻译,可以说张爱玲不仅使原文得以生动传神,同时也体现了诗者之心的原貌。这个尝层人世间众多苦难的才女与爱默生有太多同样的难以名状的悲凉,却又不缺乏对生活本身的喜爱,对生命的留恋,这种心灵的相通使作者与译者搭配得天衣无缝,让人感叹不已。这首诗同样被收入《美国诗选》和《同学少年都不贱》中,从中可见张爱玲对其的偏爱。当然,张爱玲的翻译也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一些瑕疵在所难免,偶而不免有疏漏之处。单德兴教授在他的著作《翻译的脉络》里,对张爱玲的翻译就给了一个客观的评析,“至于张译中涉及归化、异化、省略之罪、添加之罪及误译之处”都给以例证。但总的来说,张爱玲仍不愧是一个优秀的译者,译文谨慎细密,透露着智慧的光芒,闪现着别样的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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