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吉尔吉斯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在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漫长的创作期，明显地受到了当时传统主义文学，尤其是“农村散文派”的影响，同时他立足于本民族，不断地汲取民族素养，呈现出了一种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农村散文派”,传统主义文学,原生态民间,叙述结构
俄罗斯文学向来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从50年代初期起，前苏联出现了大批的描写法西斯战争的小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农村散文派”的艺术潮流，它属于传统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轫于50年代下半期，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到60年代中期才最后形成。
一
这种“农村散文派”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20世纪30年代后期，特别是战后，“无冲突论”在苏联文坛曾经猖獗一时。作家们只能用玫瑰色一种色调来观察生活，甚至有人提倡所谓的“节日文学”。于是《光明普照大地》、《幸福的生活》等粉饰太平的小说和电影应运而生。卡扎科夫在短篇小说《涅斯托尔和吉尔》中曾经对这种情况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在数十部当时显得宏伟壮观的描写农村的长、短篇小说里，一切都是多么奇妙啊！根据这些作品，农村里有电气、收音机、旅馆、疗养所、高报酬的工作日、惊人的丰收、电视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你想象得出来的东西都有，甚至超过这一切；最后，那儿还有幸福、富足，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已不复存在。此外，一旦开创一项新事业，社会主义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农村还是得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于是那些仍然愚蠢地死活要过使其心满意足的平静生活、拥戴老朽的社会主义的农民，就被认为是退伍者，而在最美好的东西和较好的事物的斗争中，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对抗也就出现了！作家中间进行了多么剧烈的竞争，他们多么害怕被说成脱离人民的生活，他们用多么鲜明而又鲜明的色调来描写那生活啊！”到了5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随即在文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反映。在“写真实”的旗帜下，作家们大胆揭露矛盾，积极干预生活。在当时涌动的“解冻”潮流中，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思意识，这首先反映在农业问题比较尖锐的农村问题上，大多作家都集中对官僚主义体制的批判上，尤其是当看到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古罗斯的东北部地区呈现一片衰败景象时，他们开始对十月革命后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了60年代下半期除了前苏联自身体制的问题之外，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也在日渐扩大，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巨大冲击，因而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有一种危机感。于是他们发出了恢复俄罗斯民族意识、发扬俄罗斯民族传统、回到民族的根、拯救俄罗斯的呼唤。这种情绪尤其影响到了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家，这些小说家当时聚集在《青年近卫军》杂志的周围，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传统主义文学”的群体（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寻根”意识）。因为农村较多地保持着历史遗迹、古风民俗和传统的文化氛围，而农民身上又较多地保留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所以走向民间，走向农村成为传统主义文学的中心题材。传统主义文学作家提出人不能离开作为生存之本的土地，必须爱护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的问题。
其中“农村散文派”最能代表传统主义文学的特点。这个流派总的特点是面向过去，许多作家运用回忆的方式，把农村生活写得恬静、和谐，描绘得诗情画意，有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把城市与农村相对立，看到城市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面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另外，“农村散文派”的作品所着意刻画的人物形象往往是所谓的“自然的人”，其中有不少是老年人，这样的人物有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好的一面，但是又有逆来顺受的一面，而作家常常把这种性格看作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并且在小说的叙述模式、艺术结构、性格塑造的多样性、民间传说、神话的运用、语言等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到了七十年代，作家除了在一般作品中以不同方式追溯历史之外，还出现了不少专门写历史题材和宗教题材的作品。
传统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作家别洛夫后期的注意力为所谓的“民间美学”所吸引，便暂时中断小说创作，转而对民间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和谐》一书，此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民间美学的特写》，作者自己曾这样说：“我在写《和谐》这本书时想要证明，俄罗斯文化的最深沉的力量是在民间美学之中，在于平常事物的审美意蕴之中……”他力图证明民间具有自然和谐的本质，这本书反映了他对民间美学价值的认可。
二
艾特玛托夫在他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漫长的创作期，明显地受到了当时传统主义文学，尤其是“农村散文派”的影响，再加上他本身生活在一个远离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边远的少数民族——吉尔吉斯，他从小就受到该民族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作品中所描绘的民间更有了一种异域的色彩。
首先，他的作品总是面向过去，以丰富古老的神话、传说架构故事情节，又与现代相连，展示现代文明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对乡民的压迫。他的创作中重视对历史的追溯，重视民族传统美德，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农村更具理想化和想象的色彩，更多的是对原生态民间的赞美。
《花狗崖》中体现的是古老的人伦关系和牺牲精神。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为了凸显民间想象色彩，让他笔下的人物远离人海尘嚣的社会，而只写自然环境——大海、波涛、浓雾，有意淡化社会的、阶级的色彩，小说中只描写了四个人：小男孩、爷爷、父亲和叔叔。在人与自然界的殊死搏斗中，爷爷、爸爸和叔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把水——生存的一线希望留给了年幼的基里斯克。这是一个未被现代文明洗涤过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人生乐园。同样在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父亲在一艘白轮船上当水手，他生下来父母就离异了，于是跟着外公莫蒙爷爷寄住在阿洛斯古尔家里。阿洛斯古尔是莫蒙爷爷的女婿，是护林所巡查员，监守自盗，是当地的土霸王，他受现代文明熏陶，自私、冷漠、残忍。莫蒙爷爷心地善良、热爱森林、热爱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特别是吉尔吉斯人作为长角鹿妈妈的后代，更与大自然血肉相连，爷爷讲的关于长角鹿妈妈的古老传说在小男孩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留下了烙印，传说吉尔吉斯人在一词遭到外族入侵的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长角母鹿在危难的时刻救走了族人中仅剩下的一男一女，她精心地一直抚养两个小生灵，用自己的乳汁将他们喂大，使得吉尔吉斯族得以延续，在吉尔吉斯人看来，母鹿就是他们的祖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孩子希望长角鹿妈妈再度出现。终于有一天，一只长角鹿出现了，它给孩子带来了生活的全部欢乐，跟着悲剧也发生了。阿洛斯古尔为了招待客人，逼迫莫蒙爷爷杀死长角鹿，莫蒙爷爷屈服于恶势力，枪杀了长角鹿，他以狂饮来迷醉痛苦与悲伤，而失望、愤怒使小男孩丧失了全部的希望，投入了深沉的河流，去寻找他梦中的白轮船。艾特玛托夫以孩子的死对现代文明的侵入作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作者认为现代人对自然的无所畏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使善良的人身上也染上了恶的因子，这才是对质朴、自在民间的最可怕的破坏。
在吉尔吉斯族了解自己的七代祖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在《一日长于百年》里创造了使人肝肠寸断、愁肠百转的关于曼库特的传说，“忘记了自己叫什么，谁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谁是自己的人民，哪是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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