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社会转型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纠结出现的时期。当“三农”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时，农民工也走进了作家的创作视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讲诉了新时期新农民刘高兴在城市的坎坷经历，并通过塑造刘高兴这一有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式农民形象来展现转型社会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的生活境遇和精神困惑。
论文关键词：城市认同感,人生态度,群体意识
一，主动的城市认同感
与传统农民外出务工摆脱乡村的贫苦不同，刘高兴进城的动机很特别—— “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安人”，成为城市人是刘高兴的生活目标。高兴这种明确的生活理想的确立来自于他对城市的自觉认同。传统农民即使身在城市，认同的仍是乡土中国，他们身上集结着浓厚的乡土情结。面对城市的现代文化，他们心底依旧有一片纯净的乡土田园，这片田园是他们生活的动力和精神的皈依地，因此，对乡土他们有一种近乎于宗教的虔诚。然而，在新式农民刘高兴身上，这种传统的恋乡情结几乎不存在。刘高兴进城不是迫于生计，而是对异于乡土生活的城市文明的羡慕和追求，因此，刘高兴离开土地的方式不同于传统农民的被迫离开，而是采取了一种主动决绝的方式遗弃了土地。他自觉的、无条件的认同城市，遵循城市的生存规则，把生命归属感献给了城市。
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感不是来自于和传统农民一样的对城市物质生活的向往、对金钱的渴求。城市对刘高兴来说，有一种他说不出的精神和情感联系，他感觉他应该是西安人，应该生活在城市里，他和清风镇的其他农民不一样，他把肾卖给了城里人，他的一颗肾活在城里，那么他自己也应该是城里人。所以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西安城是个有着无限磁力的巨大磁场，时刻吸引着刘高兴这颗小螺丝钉儿。
从刘高兴进城的动机可见，刘高兴对西安的向往不是对西安这种城市地域的向往，也不是对城市户籍的渴求，更多的是对城市现代文化的一种热爱和膜拜，对城市人身份的向往和认定。在离家进城的时候，高兴什么都可以不带，什么都可以扔，但却一直带着自己曾在未过门的媳妇弃他而去时愤然买下的一双红色高跟鞋，进城以后高兴更是把高跟鞋放置在很神圣的位置，每天擦拭，甚至每晚还要与它相伴而眠。一双高跟鞋为什么会引起刘高兴如此的爱慕之心？这是因为在刘高兴眼里，能穿高跟鞋的无异于只有城市的女性，所以，他会爱上穿着一模一样高跟鞋的妓女孟夷纯，会嫌弃贤惠但不具有现代气息的农村姑娘王翠花，在他眼里农村姑娘都是大脚骨，“我的老婆是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刘高兴对高跟皮鞋的爱慕实际是对城市文明的爱慕，是对城市女性的渴望。
认同了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对待城市的态度。很显然，主动认同城市的刘高兴和被动接受城市的传统农民在对待城市态度上将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五富而言，城市虽然富有但是却是令他忐忑和无法释怀的焦虑之地，是“城里人的城市，是狗日的城市”，他对城市采取的是一种拒绝和敌对的态度，所以他看见街上的树会不自觉地上前踢上两脚；对刘高兴而言，城市是新生命的起点地，拥有着众多美好的事物，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所以，高兴把西安当成是自己的西安，他训导五富到了城里就要说城里话，要做文明人，到了西安就要爱西安，你不爱它，它怎么会爱你?刘高兴对城里人的界定并非是生活在城市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而是具有城市现代文明精神的人。在刘高兴眼里，城市文明美丽、时尚、光鲜，所以他苦苦追寻着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安人梦，成为具有这些文化特征的现代人，这是新一代农民的精神追求。
二，通达的人生态度
许多进城的传统农民就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祥子那般能吃苦和倔强。对祥子而言，买车、过自己不求人的小日子是他唯一的生活目标，所以他可以在面对生活暴风骤雨时依然不顾一切的朝这个方向努力。当抢劫压榨骗取等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出现在祥子生活中时，祥子依然能如骆驼般倔强地背负着买车这个遥远而沉重的梦。现实中的农民工身上依旧流动着从祥子身上传下来的传统农民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特质，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也依然能如祥子般倔强地践行着自己单纯的衣锦还乡梦。倔强是传统农民对待生活苦难的基本人生态度。然而，祥子最终不得不被现实击垮，成为城市污秽中的一堆淤泥，现实中的农民工还在底层苦苦的挣扎。作为乡土中国“他者”，刘高兴却是生长在污泥中的一朵白莲，原因在于刘高兴有一套应对苦难的生存法则——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有别于传统农民的懦弱和忍让。刘高兴的人生态度由自尊、自信、乐观、通达构成。
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使小说中很多片段的描述都有着刘高兴本人的心理色彩，因而许多景物也就反映了高兴的精神和思想状况。“这本不是种苞谷的季节，三天前还什么也没有的土地上怎么就长了嫩嫩的苞谷苗呢？我当然由苞谷苗想到了我们”、“在我们前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一家公寓门口，门口的草坪上有三颗雪松，枝条一层一层像塔一样，雪松下的草绿茵茵的，风在其中，草尖儿就摇的生欢。我说自卑个啥呀，你看那小草，小草不自卑”、“有了水有了土有了温度就要生根发芽”、“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这些都是高兴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的景象，在高兴眼里小草这种渺小的生物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小草虽然生命脆弱但却能做到对环境毫无要求而自得其乐的生存。这就是刘高兴人生态度的写照，在高兴看来，你是城里人，我是农村人，你有你在城市生存的权利，我也有我在城市生活的自由，彼此是平等的，农村人并不比城市人少智慧而是缺少经见，“再老的城里人三代五代前也是农民”。这种面对城市现代文化的自尊平等感是千百年来传统农民所缺失的。
高兴不仅具有自尊意识，更重要的是他还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并为同伴赢得尊严。在和韦达吃饭的过程中，因为使用了“上厕所”而不是“上洗手间”而觉得羞愧难当，感觉自己在韦达面前失了尊严，成了土气的乡里人；当为老妇人背米被给报酬时，刘高兴以愤然离开的身影来守护他的尊严。
“我的名字叫刘高兴，我得名副其实啊”，“我叫刘高兴，越叫我越能高兴”。高兴通过改名来给出自己高兴的理由。感情上的高兴牵动着生理上的反映——笑容。因此，笑容总是和刘高兴相伴。众人都不明白拾破烂的刘高兴怎么会这么高兴。然而，对高兴本人来说，笑容，不仅是一种快乐的面部表情，更是一种在城市生存自信的标志，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策略。高兴明白自己作为城市的拾荒者，是垃圾的伴生物，没有垃圾也就没有拾荒者这个群体，更没有他刘高兴，刘高兴通过高兴的笑容来获得自信，来化解生活的困难，因此他说“走过巷道口，我噗嗤倒笑了，何必计较呢，遇人轻贱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贾平凹说：“智慧就是把事情想透，想通了，在日常生活中悟出的一点一滴道理把它积累起来。”刘高兴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达的人，他会万事看开，正如他自己所说：“咱们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拥有这种通达的人生态度，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化解都在刘高兴的笑容里了。
三，强烈的群体意识
高兴聪明能干有智慧，有着城里人都少有的较高素质，然而，这样的农民刘高兴，为什么会不被城市接纳呢？笔者认为假如没有五富，没有孟夷纯，高兴会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西安栖身，并且有希望渐渐完成成为西安人的梦想。没有五富，高兴会接受孟夷纯的推荐去韦达的公司，离开底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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