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从腐化的都市气市民身上他看到的是国民劣根性，从他给王际真的信中举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沈从文激愤的态度：“昨天此间学生之一自杀于江边，同时为看热闹往观者约数百人，本意活到不高兴时也许自杀，但看看一丝毫不人性的大学生，把看死人为天朗气清一消遣事，觉得还是活下来为好了。”[5]这里面包含了作者对国民冷漠的愤慨，以及对其冷漠反抗的姿态。湘西人事和物象与租界上海大相径庭的情形，正好给了沈从文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湘西人民的淳朴、率真、雄强和物事的自然、和谐、融洽在沈从文笔端表现出来，寄托着一个对抗外来文化的理想之梦象，他说；“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部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放佛看到我一部分生命的腐烂。”[6]第三、创办完全属于自己掌控的刊物《红黑》，于此才能更好展现文艺思想。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业的发达，市民文化消费的勃兴，刺激了刊物和杂志的盛行。原在北京的沈从文与好友丁玲、胡也频便萌发自办刊物的念头，直到上海，这个梦想才得以真正实现。在《红黑》发刊词中写到：“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和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名称，只是根据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7]我们可以发现，创刊者的执着于决心，这块自己亲手开辟的文艺阵地，尽管只维系了八期，但是从发表在上面的作品，我们可清晰的感受到沈从文文学价值取向，有《龙朱》、《参军》、《神巫之爱》、《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道师与道场》等，这些作品创造性的对乡间的描述暗蕴着作者多重的文化理想，比如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人性孤独的感悟，对族性优势的认同，对美好自然 向往，等等。自办刊物既可以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又以此反抗受制于其它刊物和出版社的束缚。上述三点，都是在租界文化气氛的笼罩中，沈从文通过反抗和周旋，使得创作从纵深处发展，这既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又是时代特殊性造成的。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他的文章只有在上海才能写得出卖得出，尽管有种苦涩的自嘲，事实上正如李永东博士所说，三十年代的上海成就了沈从文[8]。
三、租界体验在其创作中的表现
上海租界的生活体验，使沈从文多了一重文化因子。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凸显其创作的丰富性。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十分明晰地显现出沈从文的殖民体验。除此之外，本论者试图从他的另一中篇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进一步说明沈从文租界生活体验在创作中的表现，以此论证上海租界文化对作为京派重镇沈从文的影响。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主要写女话剧演员萝面对追求她的三个男性：话剧演员陈白，导演士平先生和学生周，这三男一女为情感纠缠不清，萝就像一根长线把这三个男人缠绕着，但是却看不出有任何的结局，似乎他们各自都愿意在这缠绕中无休止的活动。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他人都还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萝很快同意嫁给突然出现的日本人宗泽，从而结束了这场恋爱游戏。萝是一个具有现代气息追求婚恋自由而且思想激进的革命女性，这与当时上海充满基激进的以“左翼”为时尚的风气是极为合拍的，然而，身处上海的沈从文坚守独立不依附任何派别的处世原则，使得他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穿某些打着“革命”为口号的假面孔。萝便是他打量怀疑的一类，小说开头写萝一面极力塑造舞台激进的工人形象，一面你却以自己姣好的容貌在剧组中自傲；一面追求爱情的独立自由，一面却把对方的情感加以玩弄。像这种类似于交际花的上海女性居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不得不让人反思那些自称“左翼”人士的真实面貌。我们知道沈从文的好友丁玲和胡也频都是激进的左翼人士，按理说，他们激进的思想势必会影响与他们在上海居住在一起的沈从文。然而，事实上沈从文自始至终都保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从他塑造的萝这个人物形象就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此是持谨慎和反思态度的。上海租界世态光怪陆离，瞬息万变，所呈现出的物事在经过沈从文的眼光时都必须过滤。所以，萝这个人物形象较好的呈现了沈从文对当时时尚“左翼”人士的审视态度。
再来看萝与陈白，士平先生和周同学之间的感情纠葛。在萝眼中，陈白是虚伪的，而之所以还要和陈白保持恋爱关系，是因为陈白是剧组第一男主角兼教授身份，和这样的恋爱时一种身份的镀金；士平先生因为思想激进与萝有相通处，所以萝认为与士平相好才可以表现自己反抗传统和保守而尽显时尚；对于周同学，她认为其懦弱且身份卑微而不屑，却又以为有一个男子如此深爱自己而沾沾自喜。其实这三个男性对萝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爱情，其好感只是建立在萝美丽的容貌上。在上海这个华丽的大都市里，四个人各自打着算盘，其实只是一场游戏罢了。沈从文在叙说过程中，不断制造戏剧性场面，让读者明白爱情在貌似时髦的都市人中间存在着太多的虚伪和欺骗。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日本来谈话剧的宗泽先生，用他的冷漠和大胆征服了自视高傲的萝，并闪电般的决定结婚。故事也就戛然而止。这让读者对于他们的结合更加怀疑和难以置信。生活在充满浪漫气息的法租界的沈从文，是有很多机会看到法国人夸张的恋爱方式，这个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浮华背后充满着许多性爱交易，耳濡目染的沈从文看出爱情背后的虚假与丑恶。表现在创作中，便是萝与三个男性的情感纠结，更有意味的还在于沈从文让一个日本籍的宗泽先生结束这场游戏。如果这个人是个中国人，也同样的表现出对萝的的大胆与冷漠，那么萝是否仍然会同意与之结婚？这便是沈从文到达上海后所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的暧昧之处。如果我们从租界文化中殖民体验的角度来加以阐释，就会豁然开朗。西方殖民者以其强悍不讲理的身份优势在上海租界横行，自傲与自卑之间有一层坚固的隔阂。宗泽以殖民者的身份优势很容易击倒另外三个男性，故当陈白知道萝与这个日本人结婚时，不仅没有表现表现出因该有的痛苦，却是握手祝贺，并等着看士平先生的笑话。这种自甘失败的被殖民者心理表露无遗。《一个话剧员的生活》所呈现出的“假革命”分子、虚假恋情和被殖民心态，都体现出了沈从文在上海租界的生活体验。这部小说和《阿丽思中国游记》反映出了沈从文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以至自觉性的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这一段经历为沈从文打开了新的文路，同时也为读者重新认识沈从文及其作品拓展了空间。
五方杂处的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如一个各色俱全的大染缸，谁掉进去都会为之变色，陈旭麓感慨：“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都会变得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可以变得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9]年轻的沈从文尽管在上海居住还不到四年，但仍然免不了受其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分为主动接纳和被动排斥与反思，我认为沈从文更接近后者。所以租界文化改变不了他原本有的乡间与传统兼具的气质。他只是作为一个漂泊者，以短暂的过客身份体验了一下上海租界文化。这也为他以后对“海派”的评判提供了心理判断依据。
注 释：
[1]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新星出版社.2006.1.
[3][4][5][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书信集[M].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7]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8]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9.
[9]陈旭麓.上海租界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