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爱情杂剧一直以歌颂爱情自主为人所津津乐道，而元杂剧作家也因淡泊名利关注女性被尊为时代解放的急先锋。但我们如果了解了元代的历史环境，剧作家们的生平后发现他们的本质，却仍是放不下科举功名的凡夫俗子。
论文关键词：文本分析,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生平,激情与技巧
元代爱情杂剧中成就最高者当推“四大爱情戏”。即《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单看这四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超豪华阵容，他们中有3位入选了“元曲四大家”，分别是关汉卿，白朴，郑光祖。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中则将王实甫也列入一等。
郑传寅在《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中谈到元杂剧对待功名观念的态度时指出“在我国古典戏曲剧目中有大量的剧目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抨击和否定”，并以《西厢记》等爱情剧作为例证。此类评论成为研究元代爱情剧的主流声音，为爱情抛弃功名成为时下人们对元代爱情剧大唱赞歌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一句“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让人们为封建社会中女性能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爱情宣言而欢欣鼓舞。
要知道在古代男性获取科举功名与抱得美人归这两者的价值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自古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是满怀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憧憬。自开科取士以来虽有颜真卿两次弃官拜师学书法，但更多的是诸如范进之流为科考熬白了头，而一登龙门便能身价十倍。那么元杂剧作家们真的能视功名为粪土吗？
一、文本分析
让我们再次梳理这四大爱情剧中跟科举有关的故事情节：
“嫌这攀蟾折桂做官迟，为那笔尖上发禄晚”（《拜月亭》第一折【金盏儿】）
“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即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应…”（《西厢记》第一折开场白）
“小生是工部尚书舍人裴少俊。”（《墙头马上》第一折开场白）
“如今春榜动，选场开，小生一者待往长安应举”（《倩女离魂》第一折开场白）
《拜月亭》和《墙头马上》中的两位公子是在感情受挫后，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自觉的发愤图强赴京应试。而在《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中虽然女方家长均提出“不曾招白衣女婿”，强迫两位小生赴京赶考。但两剧一开篇在介绍两位小生的出场白中就点明了他们本就有参加科考之意，这就证明自愿在先，强迫在后。
由此我们疑窦丛生，所谓宣扬自由恋爱的作品中最终还是陷入门当户对的俗套，而男主角科举前后的经历更是活脱脱一部鲤鱼跳龙门，再加上红娘牵线、父母主婚，不管是张生与崔莺莺，还是裴生与李千金，他们的爱情婚姻与一般封建门第婚姻并无二致。
二、时代背景
在四大爱情剧中是否能终成眷属才能让小生们茶饭不思，而摘取功名反倒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与史实大相径庭。在元代，汉族文人想要经科举而中进士远比爱情剧中那些轻描淡写的情节要困难得多。众所周知，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人而非汉族人，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开始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全国人口按等级由高到低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绝大部分汉族人就集中在汉人与南人这两个地位较低的等级中。
并且统治者为了防止大面积汉化，在元代前期的81年中停止了科举考试。官员的选拔多为荫叙，且“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即使在1314年统治者恢复了科举制度，对于汉族儒生的仕进也是无足称道的。与两宋相比能通过这条道路入仕的人少的可怜，汉人与南人参加考试不仅难度最大而且被禁止进入榜首的前三名，于是宋代每届进士及诸科往往能有三四百人，多则逾千人，而元朝则汉人、南人总计不超过五十人。
在有限的资料记载中，关、王、白、郑四人的生卒日期都不能确定，但据推测大都生活在科举缺失的那个漫长的时期中。那我们不禁要发问：在一个科举考试被废除的时代，何谓剧作家们对科举功名持抨击和否定的态度？那么剧作家是从根本上反对历朝历代的科举吗？从作品中对前朝皇帝的感恩戴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种猜想。那么如果非要说剧作家们持某种抨击和否定态度的话，恐怕他们抨击和否定的就是这种零科举和抑制汉族人的科举。
三、社会思潮
元代不仅没有什么异端学说来支撑剧作家们发出异样的声音，而且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口号的程朱理学到了元朝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局面。元世祖忽必烈在其统治期间,对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迅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崇尚儒家学说,使各族儒士得到进用,为理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中统、至元年间,“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在开国之际,忽必烈身边的主要谋臣大多不仅尊奉理学,而且他们本人就是知名学者,是著名理学家,同时也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如许衡、张文谦、王询等人,他们协助忽必烈立朝仪、定官例、颁典章。这些儒者所制订的政策,无疑为理学的普及造成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这些谋臣的助推下，忽必烈一即帝位，便在1262年创设了诸路提举学校官，委选博学老儒，提举本路学校，并且规模不断扩大，进而至“一乡一社皆有学”。于是乎“海内皆蓄朱子之书，人可圣贤之学”，并最终为科举考试在元代的恢复奠定了基础。至元仁宗延佑年间科举回归，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位科场程式，成为思想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学说。那么从小就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元杂剧作家们，怎么会突然跳出儒学思想的圈子去反对选拔儒学人才的最传统的手段呢？
四、著者生平
据《录鬼簿》记载，关汉卿曾为“太医院尹”，元代医尹例属太医院管领，但不一定是真正的医生，“似乎是一种可以豁免某些差役赋税的户籍类型”，而无任何实权。王实甫的生平几乎找不到资料记载，但据估计“与关汉卿生平相近，常混迹于勾栏”。白朴一生未仕，但“也曾与达官贵人为伍，咏史题画，相互酬答，甚至还有歌功颂德的内容”。郑光祖则曾儒补过杭州路吏这类小官，但终日受人排挤，最后不得已而隐退。
这证明满腹才学满腔热情的元代剧作家们也曾无限接近名利场，可一道道残酷的政令挡住了他们通往上流社会的道路。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比妓女还不如，仅仅比乞丐稍好一些。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回想前代士子们的风光，内心极度苦闷的他们只得以风流浪子自居，频频光顾青楼妓院，在与同为沦落人的歌妓们的推杯把盏中互相倾诉，互相慰藉。
五、斗争激情与技巧
借酒浇愁愁更愁，酒醒后回到现实，抗争的欲望反而更加强烈。就像关汉卿在散曲《不伏老》中披露“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症候，尚兀自不肯休。”文人士子的拳拳之心不会因为统治者的偏执而消沉，而急切想找到一种方式排遣出来。
但在言论极不自由的元代，“轻咳嗽便是官司”，普通老百姓哪敢随便透露心声！而不幸中的万幸是蒙古贵族酷爱杂剧，元初统治者曾大肆屠杀汉族人，却一律赦免职业为乐工的俘虏，并据为私有，足可见元杂剧在统治者心目中地位之高。于是文人们瞄准了统治者的这个软肋，纷纷开始投入对杂剧的创作中。
“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也许中国戏剧最能证明弗洛伊德派关于艺术是欲念的满足这一理论”，厮混于勾栏行院的元代的文人儒士们选择了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婚姻爱情剧，他们将自己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嫁接到作品的人物中，让自己的感情在这些虚构的人物身上得到最好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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