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说：“家之不可学道，犹官也，官有友则不暇，家则暇而孤，唯游可兼得之”(《黄平倩》)，“不耐寂寞的袁宏道在歌山临水中总是将精神上的审美享受与其他人的乐趣结合起来，携友挟僧，山光水色间，谈禅论道，诗酒花茗，实在是一种极大的人生享受，也就难怪他总是乐此不疲了”。他对山水不倦的追求，其实也正是他对适意人生不倦的追求。袁宏道是把客观的山水景物当做与自己同样的人来写，赋予其与自己同样的审美地位，山水作为相对自我的独立存在，也有了与个体的人一样的生命。譬如写西湖：“浓淡妆常变，夭乔性亦灵”(《饮湖心亭》)；写花鸟：“柳腰似欲争游妓，莺舌分明唤醉人”《踏堤曲》；写山石：“石貌呈巧心，瘦妍竞奇变”(《寒溪道中)；写山水：“乍叠乍铺风里水，半酣半醒雾中山”(《和伯修》)。山水既然与人一样具有生命，则它与人一样，也具有了生命形态本身的特质美。
二、文心的随意性
苏轼以水来说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特征，在于它的无形，以水来展现自己诗中阔大的境界，以充盈的自由精神安畅在山水中，正如张载所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苏轼评吴道子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以静观动，故了万物之法度；以动写静，故常能出新。苏轼对于文学与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万物皆有常形，唯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斫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唯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唯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所遇有难易，然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惟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习卦彖辞》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自评文》，又作《文说》）山水景物的节奏快慢是他内心的节奏快慢，空间大小的伸缩也是他内心空间的伸缩。山水的穷极变换，收放自如与其内心吻合。从山为翠峰涌谈起
苏轼对水之道与文之道有更为深刻的体悟和更生动的表达，他抓住水这种善变的特征，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了“随物赋形”的命题，其《答谢民师书》和《文说》中说“水之不择地而出且随物赋形，因其自然性的充分展示而近于道，故以自然之道为本体的文则必然以水之自然性来标举艺术风格。”在苏轼的笔下，水至柔而又志刚，前者近于旷达，后者近于执着，刚中而柔外，执著与旷达的有机统一就是水所象征的圣人之德。体悟水性，近水之道，与水为一，达到一种收放自如，技近乎道的状态。
袁宏道继承苏轼的观点，提出文学创作要随心随性，即做真人。率性而为，任性而发是袁宏道典型的性格作风。“喜谈佛论禅，以消解世俗的烦扰，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或谈艺论文；或表现鄙视礼法、放荡不羁的个性，纵情享乐世俗生活的心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行云流水，畅达自然，清俊、潇洒、飘逸，趣味横生，流溢着才情和个性。语言上雅俗兼济，新奇自然，谐谑风趣。”袁宏道“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对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加丝毫掩饰。，于朴素平淡中见匠心独运，在机智幽默中臧否人事，堪称随意指点，挥洒自如。他的尺牍当时即受到极高的评价：“若夫尺牍，一言一字，皆以所欲言，信笔直尽，种种入妙。”认为亡国之罪不应仅仅归结于君主的好色，强烈地抨击了道学家们“红颜祸水、女子误国”的谬论，闪烁出个性解放的灵光。“荏苒风尘能得几，人生七十总无多”在这些时光易逝，年华不再的感叹中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无所顾忌地描写自己与友人携妓游玩山水的放荡行径，离经叛道、颠覆传统、好做奇异语的怪癖。袁宏道不想做官，反复上奏，得不到上司的批准，于是解下官印，自动弃官不做，与友人遨游于山林秀水之间。在补验封主事，摄选曹期间，本为闲职，却运用智慧，惩治奸吏滑吏，肃清走后门谋官衔的不正之风，为此当时少宰杨时乔曾称赞道：“借公阳明，来此少厌邪气耳。今得公矣，国家之福也。”对于自己所交好的文人，袁宏道不厌其烦地为他们写下了140篇送别诗。无论是普通的市井乡民，还是友朋的亲人，袁宏道也为他们立传、写祭文。如在《拙孝传》中写钝仆的可笑行径并不是为了嘲笑这种人，而是赞赏这种人自然而然的人生态度。反对以理缚情，要求放任本性。
三、文心的嬗变性
水的这种善变，形态多样的特征同样被袁宏道用来说明做文的变化性：
“夫余水国人也。少焉习于水，犹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绝震泽，放舟严滩，探奇五泄，极江海之奇观，尽大小之变态，而后见天下之水，无非文者。既官京师，闭门构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触。前日所见澎湃之势，渊洄沦涟之象，忽然现前。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