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刘宋是刘勰所谓的“九代”中的最后一个时代呢。志合文则。楚汉侈而艳。与周或汉合称为一个时代呢？二、刘宋的归属问题。
论文关键词：九代，志合文则，楚汉，刘宋
关于《文心雕龙·通变》“九代咏歌”中的“九代”的所指，历来各家论述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周振甫、郭晋稀认为“九代”包括黄、唐、虞、夏、商、周、汉、魏、晋[1](P273)，(P107)；范文澜、陆侃如、牟世金认为“九代”是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宋初）[2](P523)，(P121)；张长青、张会恩认为“九代”包括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3](P161)；北师大中文系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中认为“九代”包括黄、唐、夏、商、周（楚）、汉、魏、晋、宋[4](P196)。
从以上各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分歧点是：一、楚的归属问题。那么楚是刘勰所谓的独立的一个时代呢？还是应该并入周朝或是汉朝，与周或汉合称为一个时代呢？二、刘宋的归属问题。刘宋是刘勰所谓的“九代”中的最后一个时代呢，还是应并入晋或者“九代”中并不含刘宋？
众家之所以对“九代”有不同的认识是因为：首先，刘勰在《通变》篇中分说完从黄帝至晋代的特点外，又总说了各代的特点“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2](P520)，较前面各特点外又加一个刘宋时代。其次，在《文心雕龙》书中“九代”一词共出现了两次。《通变》中的“九代咏歌”，《才略》中的“九代之文”，这两个“九代”
所指是否一样，并且与《时序》中的“蔚映十代”中的“十代”是否是从属关系。以上两点大概是造成我们对“九代”有不同认识的根源。在《文心雕龙》的思想、《通变》的主旨以及各代的文学特点的基础上，本文重点论述“九代咏歌，志合文则”中的“文则”、有歧义的各代（楚、汉、刘宋）的文学特色。
一、 志合文则
“九代咏歌，志合文则”是指九个朝代的歌唱志合文则，在表达情志上都合乎创作发展的法则。那么什么是刘勰认为的创作的法则呢？“文则”一词的正确理解有利于我们对“九代”范围的划分。刘勰所谓的“文则”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从全书来看，“文则”要遵守以宗经为前提，达到文质彬彬。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目的就是为了指出作文的正道，矫正宋、齐的不良文风。他要用理论加以挽救，其理论是：“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序志》中：“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刘勰指出要摒弃辞赋家浮靡之风，向经典雅正的文风学习。他并不是一味主张复古，返归儒家经典质朴文风的道路上去，但是楚之变确实引起众多弊病，例如刘勰在《辨骚》中指出《楚辞》的诡、艳、淫、怪，后人在学习中不但失去《雅》《颂》的准则，而且不加选择的学习《楚辞》，愈演愈烈，导致晋宋文学沿着这条“岐路”发展为浅绮，讹新之病论文格式范文。刘勰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矫讹翻新”，使作品能够“斟酌乎质文之间”达到文质彬彬。
其次，从《通变》一文来看，“文则”就是要“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在《通变》篇中刘勰对各代的特点这样描述道：“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周以前人们用歌谣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文体没有变化，但各时代又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志合文则，黄帝时诗歌比较质朴，尧帝时诗歌虽仍质朴，内容却丰富了。审美意识的提高，虞舜时期诗歌已经开始注重文采，夏朝注重辞采，商周趋于华丽。这几代的文风不断的变化，并且其变化是趋于好的一面，故刘勰总结道：“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不同于黄唐虞夏商周重“质”的一面，战国楚以后至刘宋，刘勰认为这几代重视“文”而忽视“质”。故刘勰总结为：“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刘勰对各代文学特点的叙述可以看出，到周代文风已达到“质、丽、雅”的结合。自楚以后人们侧重学习前代文风而忽视对经典的学习，“近附而疏远”、“虽踰本色，不能复化”。
《通变》篇的主旨可以理解为在宗经基础上的求“变”。尽管文章开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但纵观全文来看，“通”与“变”为同一意思即为“变”。“通变”在文中共出现了6次，其中5次“通、变”是作为一个词组“通变”出现，在句中解释为“变”。另外一次则是作为两个词“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出现，但此处两个词的意思是“会通”、“变革”[1](275),与前5次一样释为“会通其变”。另外，全文处处都在讲“变”，从黄唐到晋宋文风的转变，蓝、蒨颜色的变化，无论变的好坏，它们都在讲“变”，只有求变才能有无穷的创作力。随后刘勰指出变好的方法，即这个“变’是有条件的，须“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在宗经的基础上，把握适度----雅与俗之间，质与文之间，使二者达到平衡，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即“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接着指出颖脱之文的方法：“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忂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志合文则，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起，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意在强调作家对于古代的作品不要照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古典作品中的情感进行交流对话，在情感交流中加以借鉴；作家在新变时，要有规定，要有气脉和个性去求新变。[5]
二、 楚汉文学
楚以后文风开始了新变，这样就不能简单的根据时代的划分而把楚并入周，那么楚是刘勰所谓的独立的时代，亦或是与汉朝并称？刘勰把楚国作品的特点概括为艳、奇、淫、诡。虽然多不符合“宗经六义”的理论思想，但刘勰对《楚辞》言志的思想是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并不否认《楚辞》的贡献：“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楚之骚赋是由《诗经》的革新而来的，又是汉代赋颂等文体的源流，使赋不再成为“六义”[6]的附庸，成为独立的文体。《离骚》对《诗经》变革的贡献是“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同时继承了《诗经》等经典之作的“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离骚》虽在变革过程中趋于艳、奇、诡，但对“度”的把握却恰到好处,因为是在宗经基础上的变革。本节从文体流变、艺术手法和时代风格的继承方面来论证楚、汉的关系。
（一）文体流变 关于赋的源流众家说法不一，但就《文心雕龙》一书而言，刘勰认为赋这一文体渊源于楚辞。首先，《诠赋》篇中刘勰明言赋“拓宇于《楚辞》”。在讲述汉赋时刘勰所用的词语大都用表示源与流的意思。例如《诠赋》中的“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时序》中的“祖述楚辞，灵均馀影”。“顺流”、“源流”、“祖述”三词，都在说明汉朝的赋体是来源于楚辞论文格式范文。其次，就文体形式而言，楚赋中的文体都是问答式，汉赋保留了此种形式。《杂文》中讲了宋玉凭借自己的才气首创主客问答的文体形式，这一风气影响后世，例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多用主客问答形式来叙说。《通变》中“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一句就明确的指出了楚汉之间的承袭关系。楚对周的学习和汉对楚的学习在程度上是不同，“矩式”释为取法[1](273)志合文则，主要是对写法、思想的学习，“影写”释为模仿[1](273)，主要是对文体、风格的学习。这样楚、周两代之间重在变革，而楚、汉之间重在的是承袭。就文体层面来说楚与周应分为两代，楚与汉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艺术手法 在题材上楚赋有以抒情为关键词语来形容事物的形貌，到了汉代就发展为对物的描摹达到了穷形尽相，而这一切却是对楚写作手法不加选择的继承。
（三）时代风格 汉赋尤其是文体大赋承袭了楚辞瑰伟的语言特色，并且比楚辞更为铺张，更为奢靡。例如《乐府》篇中说：“雅声浸威，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正是因为汉代文人继承了楚的表现手法（夸饰、描摹），所以在做文章时穷形尽相的描写，以显示自我的才华。另外骚赋本以讽谏为主，到宋玉时，君王的昏庸，加上铺排、描写等手法的引入，讽谏的主题就变得愈加淡化。这样的文风和自我功利的影响下，形成了汉代文赋艳丽、奢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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