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人都以诗称赞过她,刘禹锡的“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花是花中极品,艳冠群芳,花香袭人。她也是富贵的象征,所以葛巾出场时就“宫妆艳绝”,十分符合牡丹的植物特性。
“傲视寒冬”的耐冬与“性殊落落”的绛雪。苏轼的《邵伯梵行寺山茶》中写到了“红如火”的山茶花:“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灿红如火雪中开”,《群芳谱》中也说:山茶花“冬春开花,花大型,常大红色。”所以,绛雪是身着一身红衣出场的。
崂山耐冬,在冬季依然绽放着美丽的红花,不畏严寒,自然透露着一股傲气。《花镜》中也有云:山茶“经冬不凋”,“性喜阴燥,不宜大肥。”这都与绛雪“性殊落落”的性情相互吻合,作者以山茶花的品性为依托,塑造了绛雪这一人物形象,使山茶花的植物特性人性化。
“品质高洁”的菊花与“恬淡素雅”的黄英。早在屈原的《离骚》的“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当中,菊花就被赋予了超凡脱俗的品质。东晋的陶渊明又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质量,赋予它素雅、淡泊的风格,北宋周敦颐又将“花中隐士”的雅号赠给了它。蒲松龄用小说的形式将这诗意的菊幻化成了“谈言骚雅”的菊花花妖,卷十一《黄英》塑造了两个菊花花妖的形象——“丰姿洒落”的陶三郎和“绝世美人”黄英。
蒲松龄塑造花妖形象时,从花卉本身的习性出发,以人写花,以花喻人,人花相映,使花卉特性与人物性情相互融合,将花之美与人之美完美结合,铸就了花妖全新的形象。
2、妖性的弱化,人性的加强。
鲁迅先生曾说《聊斋志异》中的“花妖鬼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蒲松龄笔下的花妖无一例外的都是善良可爱的形象,花妖本身带有的妖气已经被浓厚的人情味所淡化。
《聊斋志异》以前的花妖形象性格特点比较单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没有独立的行为目的。《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性格鲜明,有了独立的思想与行为。她(他)们已经具备了在人类社会生存的本领,成为独立的存在个体。她(他)们自尊自爱、个性鲜明,这是花妖形象发生的质的变化。
(1)坚强、机智、自尊、独立。蒲松龄笔下的花妖都具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他们处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甚至有了高于人类的生存技能。
《荷花三娘子》中荷花妖三娘子是一个独立、自爱的花妖形象。男主人公宗湘若经狐女的指点在荷荡里寻到的“衣冰縠”的荷花三娘子,并将其带回家,期望可以象狐女说的那样得到一位温柔美丽的妻子。可是荷花三娘子并没有因为宗湘若的请求,与之结为夫妻。她首先谎称自己是“妖狐”来拒绝宗生的请求。无奈宗生痴心一片,三娘子不得不答应了宗生,与之结为夫妻。六七年之后,三娘子认为已经报答了宗生对自己的一片痴情,于是她果断地选择了离开。长期的人间生活并没有让荷花三娘子忘记自己的追求,丈夫的眷恋与恳求也没有让她放弃自己的理想。三娘子最后的离开,使她独立、自爱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
《绛妃》中的花神绛妃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坚强、独立的花妖形象。绛妃“合家细弱”屡遭风神的摧残,这一情形与《崔玄微》中描写的花妖“每岁多被恶风所挠”的情形十分相似。《崔玄微》中的众花妖们面对风神的摧残,先是妥协退让,请求风神的庇护。得罪风神之后,花妖们又找到了处士崔玄微,求他出力庇护。而《绛妃》中的花神绛妃与她的的众仆从却选择凭借自己的力量与风神背城一战,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权利。
《葛巾》通过五个不同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自尊、自爱、机智、勇敢的紫牡丹花妖的形象。一、对爱情的考验。葛巾在缙绅园中与常大用相遇,被常大用的痴情所感动,与之相见。但相见之后,葛巾没有轻易将身许之于人,而是巧妙地设计了几次巧合来考验常大用的真心。二、设计出逃。当两人的事情引来了一些“浮言”时,葛巾与常大用商量对策,常大用却“如寡妇之失守”毫无主见,反而表示一切听从葛巾的安排。于是,葛巾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与常生的私奔,随常大用返回了家乡。三、成功接来玉版。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妻子忽然去世,葛巾建议把玉版接来,做常大器的妻子,常大用却犹豫不决。最后,葛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从容的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成功接来玉版,使“兄弟皆得美妇”。四、寇盗来袭,从容退敌。常大用兄弟日益富裕的家境和貌若天仙的妻子招来了寇盗,无计可施的常大用只有带领家人躲到了楼上,而葛巾临危不惧带着玉版下楼从容对敌,最后成功将寇盗劝退。五、受到怀疑,毅然离去。经过几年婚姻生活,葛巾对丈夫透露了自己的家世,不料却引来了丈夫的怀疑。自尊自爱的葛巾无法忍受丈夫的怀疑,毅然选择了离开。这五个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将葛巾自尊、自爱、机智、勇敢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
《黄英》中的黄英和陶三郎是两个自食其力的菊花花妖形象。酷爱菊花的马子才,有幸将“言谈骚雅”、“风姿洒落”的菊花花妖请到了家中。开始,黄英姐弟依靠马子才的接济生活,但他们并没有一直享受下去,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马子才的妻子病卒之后,娶黄英为妻。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