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喜福会》中的华裔女性,无论是从中国移民到美的母亲们,还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都被中国文化和美国霸权文化双重边缘化了,沦为主流社会外的“他者”,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揭示华裔女性沉默的根源,和她们为打破失语状态，找回自我所做出的努力。
论文关键词：喜福会，沉默，后殖民女性主义
《喜福会》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1989年发表的处女作，该书一出版就在美国文学界引起轰动，跃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九个月，一度被译成25种文字，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以及国家图书评论界奖等多个奖项。作品以四对美籍华人母女（琳达-韦弗莉、安梅-露西、莺莺-丽娜、素云-精美）为叙事中枢，讲述了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各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的关系和冲突，由16个表面看上去各自独立实际上却紧密联系的小故事组成。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种族、阶级等因素，从而增加了该理论的批评力度。“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旨是：批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质疑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认为其是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强调妇女存在的多质性或多层次性，考察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性，为其利益抗争。”[5]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也因此被称为“第三世界妇女批评”，它具有如下特点：1对文化霸权的批评。2对后殖民话语的分析。3探索非殖民化道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批判意识和性别研究视角两方面克服了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的局限，有助于推进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反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非殖民化进程” [5]。本文拟从“失语”这一关键词出发，探讨华裔女性沉默的根源和最终经过不断找寻和实现自我走出困境，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打破沉默的转变。
一 父权制为主的文化使华裔女性沉默失声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男人主宰着一切，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失去了自我主体性，被视为“第二性”。父权制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受制于父权制文化压迫的女性逐渐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中国几千年来推崇“孔孟之道”，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的要求。社会也要求女性扮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以家庭为主的贤妻良母角色。
《喜福会》中，龚琳达两岁时，家人就给她选好了婆家，自那以后母亲就把她当作别人的儿媳严加管教：吃饭不能太快，不然没女孩样。身上不能太脏，否则没有人愿意娶回家。为了不给娘家抹黑，她努力地做好孝顺的儿媳和贤惠的妻子，学习针线活、做饭，学会把一切打扫得干干净净来赢得丈夫和婆婆的欢心。“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再也没有比看见众人狼吞虎咽地咽下我的菜肴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我常常能得到洪太太的点头赞赏，每天替她梳完头后，她甚至还会轻轻拍拍我的头表示满意，这一切都使我觉得高兴……洪家就是这样给我洗了脑子，我开始将天余看成太上皇文学艺术论文，对他惟命是从，而洪太太则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取悦和服从的人。” [2]
琳达的母亲却很庆幸女儿能够被黄家“相中”，因为在旧中国，女儿嫁得好不好在于男方家是否官宦人家，男方家是否富裕，是否门当户对，而黄家恰恰是当地的富户。后来，由于水患、饥荒等自然灾害及贫穷所迫，琳达的母亲被迫带上其他孩子迁居四川。她爱琳达，却不敢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心存妄想。
养女只为嫁人，只为嫁得好。婚后要学会讨婆家欢心，以及遵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不能自主的婚姻完全符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这样的女性地位不只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卑微和不平等，更是种完全失去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被物质化了的东西。
除了童养媳外，“从一而终”的观念也是父权制的一个长期产物。原始社会末期，在父系氏族公社的大家庭内，中国父权家长制就已经应运而生了，这种制度在西周、秦汉时期得以巩固与发展，并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董仲舒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父权家长制明确了男性对女性家长权及奴役。
在传统的旧中国，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性则必须“从一而终”，否则便会遭到周围人的唾弃和责骂。安梅的母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年纪轻轻便守寡，原本遵守妇道、安分守己，可是后来有一次在给丈夫上香时，被已有妻妾的富商吴清相中，吴清的二姨太为讨吴清的欢心，以打麻将为由，让吴清奸污了安梅的母亲。当她跪着乞求母亲的收留时，得到的却是辱骂和抛弃，被骂做“狐狸精”。她孤身一人，不能带着安梅，以免将来孩子被人瞧不起。在走投无路之时，为了腹中的胎儿，她被迫去乞求吴清的收留，做了她的四姨太。多年之后，当安梅的母亲回家为病危的母亲尽孝时，依然得不到宽恕和同情。
二 白人为主流的文化使华裔女性沉默失声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不堪忍受旧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带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故土的眷恋踏上被誉为“文化熔炉”的美国，然而美国主流社会却并非想象中那样兼收并蓄。
《喜福会》中的母亲莺莺·圣克莱尔到了美国后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也被改了，生肖由虎变成了龙。莺莺嫁了美国白种人，却依然没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因为美国法律不允许白种人和华人结婚，移民局官员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一难题，莺莺居然被扣留了数个星期，最终才以难民的身份踏进美国。可是，到了美国后，她却没能找到新的自我。相反，终日感到迷茫、失落。这位可怜的移民母亲为了隐藏心酸的过去和现实的困苦而变得沉默，甚至和女儿也是互相听不见，互不了解。
吴素云如同所有传统的母亲一样，对女儿充满希望，盼望着女儿能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觉得有义务辅导、教育女儿，并指导、约束女儿的生活。为把女儿培养成钢琴家，她甚至去邻居家打扫卫生来换得女儿免费的钢琴课。可是对于从小接受美国文化影响的精美来说，母亲的这种做法简直不可理喻，她不想成为母亲期望她成为的那样的人，她要破坏母亲的苦心安排，所以她说：“我决心阻止她那愚蠢的骄傲。”[4]她不再用心练琴，故意在天才演唱会上出丑，故意丢母亲的脸。
韦弗莉自小就可称为“象棋天才”。九岁就成为了美国象棋冠军，照片一度被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母亲觉得女儿的成功是一种家族的荣耀，逛街时，逢人就拿着那份印有女儿照片的杂志介绍，希望别人也来分享女儿的成功。而对于接受美国教育的女儿来说，成功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和其他人并无多大关系，所以对母亲的行为十分不理解，并且非常尴尬，也不愿再同母亲一块儿逛街论文网站大全。
三 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华裔女性的沉默失声
《喜福会》中的作为第二代华裔女性的女儿们出生、成长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文化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主动疏离了自己的母亲及其中华文化的背景，竭尽全力想摆脱华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努力地融入主流社会。
丽娜甚至嫌弃自己中国化的外表：“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万圣节里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镂出来的两个眼孔。猛一看，好像没有眼脸。”[2] 丽娜为了让自己的眼睛看上去像西方人，就把两边眼角使劲往中间挤。除了试图改变外表，女儿们为融入主流文化绞尽脑汁：起英文名字，吃快餐，大口大口地喝可乐，选择白种人丈夫。“我不讳言文学艺术论文，泰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哥哥和我所认识的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天津。”[2]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得不到认可，在西方人眼中，她们仍然是“他者”，仍然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她们在新的世界里被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彻底地边缘化了。
四 后殖民话语控制下的华裔女性
西方殖民者的霸权在文学层面上表现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话语霸权。在《喜福会》中母亲们不能讲地道的英语，这阻碍了她们与外界世界的更好交流，也阻碍了她们与女儿的正常沟通，处于西方殖民话语控制下的母亲们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正如精美所言“我和妈妈从来没有真正的彼此理解，我们翻译着彼此的意思，我似乎总是不能完全听懂妈妈的话，而妈妈却总能在我的话中听出弦外之音。[2]女儿们没有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语言笨拙的母亲给她们留下了脑子不大灵活的印象，因此她们总是认为母亲的话不值得去听。对琳达而言，“太原”不只是她的故乡，更承载着她对中国的所有记忆，对女儿，“太原”与“台湾”发音相似，她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对她这点不经意的“口误”大发雷霆。这样母亲们就无法向女儿们灌输中国式地遵从父母之命，听取母亲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想法，了解自身的价值等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是最好的。”在女儿们看来，英语才是自己的语言，才能展现她们的身份，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之中的纽带。可是仅仅掌握了语言，第二代华裔女性仍然不能被主流社会接纳，仍然成为西方殖民话语下的沉默者。
五 探寻非殖民话出路-华裔女性打破沉默
1 挑战父权制为主的文化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1] 女性要想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就得勇敢地冲破传统角色的樊篱，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龚琳达机智地逃出了“包办婚姻”的牢笼。清明节那天，她利用黄家的迷信思想编造了个梦，在梦里按照祖先的意愿，她与天余又结了一次婚，但是标志着婚姻幸福长久的蜡烛灭了，祖先特别生气，要求马上取消这桩婚事，并预言，她跟天余的婚姻若再继续，天余就会丧命。就这样，琳达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使黄太太主动放弃了婚约，她也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去上海的车票以及足够到达美国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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