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文心雕龙·通变》中“九代”_志合文则

三、刘宋文学

争论最大的是刘宋文学。“蔚映十代”中的“十代”指的是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这里不仅包括了刘宋还包括了萧齐，《才略》篇中的“九代之文”中的“九代”为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但是《时序》篇讲的是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按照历史顺序来讲文学的演变，从而说明各时代的文学特点和时代背景具有密切的联系，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才略》一篇为作家论，主要论说历代作家在创作上的成就或缺点，虽然对个别作家的评价存在偏颇，但也只是针对作家而言。在这两篇中刘勰未指出哪个朝代、哪个作家的创作符合法则，哪个不符合法则，所以在列举时都包括了刘宋时代。

而《通变》篇重点讲的是作文的创作，其创作宗旨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从作文的创作宗旨可以看出《通变》篇中刘勰的征圣、宗经的儒家思想比《时序》和《才略》篇中明显，且这种思想是判断各代文学变化是否符合法则的重要依据。因此“九代咏歌，志合文则”中的“九代”和“九代之文”中的“九代”不同，并且与“蔚映十代”中的“十代”也不是从属关系。

刘勰在《明诗》把宋初文学的状况概括为：“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志合文则，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宋初文学无论在风格还是在体裁上都有所变革，如在玄言诗充斥着整个文坛的时候，山水诗的出现带来了一丝清新；图物写貌以求得形似，这种新的表现方法是对“淡平寡味”^[7]的玄言诗的新变。刘勰肯定了山水诗取代了专谈老庄哲理的玄言诗，描写景物细致贴切，这层意思还是比较明显。^[8]但是也提出了批评，如对景物描写过于繁琐，一味追求新奇、诡诞。从全书来看刘勰对宋初文体与风格的评价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多侧重于批评。

（一）、诡诞、新奇 王钟陵说：“刘宋文学的发展不再在内在的深厚和厚度上着力，而是致力于表现外在风物并雕琢语言形式。”^[9](371)《通变》中说的“宋初讹而新”，就是指语言上多诡诞，新奇。《定势》篇中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指的是文学形式论文格式范文。刘勰认为宋初文体风尚的变革是错误趋势造成，源于刘宋文人刻意追求新奇，厌弃旧有传统经典形式。刘宋文人刻意追求新奇也表现在过分追求对偶、声韵、用字。为了取得新奇之处，文章全用对偶，出现了有句无篇的现象；怪异新奇词语使文章更加诡异难懂，例如《指瑕》篇中说：“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此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故刘勰总结道：“宋初讹而新”，他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新奇而是反对“摈古竞今，危侧趣诡”（《体性》）的新奇。

（二）、为文造情 《明诗》篇中刘勰就明确肯定了宋代文体的变化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虚情假意。《情采》篇中刘勰认为：“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刘宋时期寒族崛起，高门望族在政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刘宋文人多士族之人，他们在政治上不得志，转而寄情于山水游乐之中，但他们多表现为“心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正如刘勰在《情采》篇中讲：“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志合文则，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尽管文人把山水描写的活灵活现，但对景物的描写缺乏感情，违悖了刘勰最根本的文学思想观念，即“言志”观、“为情以造文”观。宋初文学对山水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此时文人只求变而不会通，放弃了根本，文章缺乏深挚的感情。刘勰认为出现这样趋势是因为：后世的作家在学习中，忽视儒家经典之学的学习，而仿效近人的风格，以致形成众多虚情假意之作品。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初文学风格多不符合刘勰的宗经六义，“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文丽而不淫”。就《通变》一文的主旨而言是在会通的基础上求变革，变是有规律，由文到质或由质到文，前提是要参考古代杰作的创作之法。这样看无论是从《通变》一篇还是从全书来看，刘宋文学是刘勰着力要挽救的对象之一，因为萧齐文学是沿着刘宋文学的发展。那么违背刘勰思想的刘宋文学不应在“九代”之中。

以纠正作文的写作之道为目的，以会通变革为《通变》一文的主旨，在这样的核心指导下，我们来把握“九代”中有分歧的几个朝代的归属。汉赋的特点是主客问答形式，大量的铺排夸张手法的运用，这些特点皆来自对《楚辞》风格的学习，得出楚与汉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刘宋文学有贡献但是也有缺点，最主要的就是作品呈现出诡诞、新奇，并且为文造情，缺少真情实感。最后得出刘勰的“九代”应该为：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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