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如他在自序说道：“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2](P2)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史家的自觉，使他也不可能彻底放弃这一标准。只是比起别的以历史训诲为重的著作，《中国史纲》做到了不留痕迹。
“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不仅关切于现在人群的苦乐，并且关切于过去人群的苦乐。”[2](P5)张氏对社会的关怀，对民众的同情，使得他对那些经世的、肩负社会责任的、试图改变社会生活的人很敬重。比如张氏对郑子产和孔子评价甚高，因为“子产不独是一个实行家，而且是一个能够化经验为原理的实行家”[2](P73)，而“教育是孔子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淑世是他的理想。论文参考。”[2](P78)
张氏是崇墨的，“俨然有以墨道救中国乃至救世界的神气”[1](P100)，这缘于墨家的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实践，“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作彻底的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规划。”[2](P118)虽然墨子总是被人忘记，但他“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是恶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以墨守著名的战士”[2](P117)。张氏认为“墨子不独有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并且在他的能力之内求它实现，他和他所领导的弟子三百余人便是他的理想的具体而微。”[2](P121)张氏与墨子一样，有着浓浓的社会情结，所以他以古系今，借墨子道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墨子固然反对侵略的战争，却绝不是一个无抵抗主义者。他知道要消灭侵略的战争只有靠比侵略者更强顽的抵抗”[2](P121)。
因“其服务国家之念，未尝一刻忘怀”[1](P177)，张氏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发表了很多关切时局的言论，比如《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论非法捕捉学生》、《关于战时抚恤制度的一个建议》、《关于改善士兵生活之建议》等。在《中国史纲》中，他关注社会现状的济世性也表现的淋漓尽致，比如文中多次出现“沦陷区”、“侵略者”、“沦陷”、“亡国”、“武装殖民”、“国际间的武装冲突和侵略战争”、“势力范围”、“列强”、“瓜分”、“国际的生存竞争”、“帝国主义”、“亲善”、“无抵抗主义者”、“革命军”、“新经济政策”、“法币”、“国营专利”、“乱世资本家”、“民生”等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这是他对现实思考的直接反映。论文参考。
三、轻战事、重文化
“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张氏采裁史料所秉承的另一标准，在这本通史中他线条式的勾勒朝代的始终，战争是粗线条的勾画，文化则是浓墨渲染。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皆以战乱为特点，但在张氏的笔下，我们很少看到战场上震天动地的厮杀，那些肢残肉裂、血可漂杵的战争场景不是他描写的重点。
关于春秋历史，张氏用霸国与霸业（内容包括楚的兴起、齐的兴起、晋楚争霸、吴越代兴、郑子产）与孔子及其时世（内容包括鲁国的特色、孔子的先世与孔子的人格、孔子及其时世、孔子与政治、孔子与教育、孔子的晚年）加以概括；关于战国时期，张氏介绍了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内容包括三晋及田齐的兴起、魏文侯李克吴起、秦的变法、经济的进步与战争的变质、国际局面的变迁）及战国时代的思潮（内容包括新知识阶级的兴起、墨子、墨子与墨家、孟子许行及周官、杨朱陈仲庄周惠施老子、邹衍荀卿韩信），不用细说，从标题和细目我们即可窥出张氏重文化的倾向。再以其中晋楚争霸一节为例，张氏以俯视的角度阐明历史的流变，但对战争往往是一笔带过，如晋献公“灭霍、灭耿、灭魏、灭虞、灭虢”等[2]61，即使是著名的城濮之战，作者对战争过程及场景也没有多费笔墨。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六国混一”一节，张氏只用简单的三句话就交代了六国的灭亡：“秦王政十四年，韩王安为李斯所诱，对秦献玺称臣，并献南阳地。十七年秦的南阳守将举兵入新郑，虏韩王，灭其国”，“韩亡后九年之间，嬴政以迅雷烈风的力量，一意东征，先后把其余的五国灭了”[2](P143)。在其余的文辞里，作者以说故事的方式，使我们感受到了尉缭的谋略、李斯的狠毒、荆轲的悲壮，特别是其中荆轲刺秦王的描写，使我们犹如看了一场扣人心弦、栩栩如生的舞台剧。论文参考。
再如，对于西汉初年的历史，张氏专用一章详细介绍了西汉初年道家和儒家此消彼长的表现及原因：“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儒家却有之。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2](P202)作者从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层面进行儒道对比，言简意赅却高屋建瓴，很有力度。对于汉匈战争，作者表面是把武帝的开拓分为四个时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实质是在写当时政治制度的转变，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楚汉战争是作者着墨比较多的一个战争，但书中详细交代的不是战场上如何厮杀，而是双方实力的消长、人才的去留以及项羽的悲壮，作者并没有专门分析楚汉战争胜负的原因，而是把原因溶于过程，让读者自己品尝。
总之，处在战乱时期，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张荫麟，在其史著中表达着对时局的关切，对民众的关怀，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着历史的选择，用实物叙说着历史的真实，“其叙述之朴实深刻，殊非并世诸作所能及。”[3](P284)金毓黻的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参考文献]
[1] 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主编. 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M].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2] 张荫麟. 中国史纲[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 [美]陈润成，李欣荣编. 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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