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张荫麟《中国史纲》记述了从先秦迄东汉的一部通史，叙述朴实深刻，语言精练幽默，颇为学界赞誉。本文从张荫麟在撰写《中国史纲》时轻传说、重实证；轻训诲、重济世；轻战事、重文化三个方面论析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张荫麟，《中国史纲》，史学思想
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广闻博识，学贯中西，被认为是“第二梁任公”[1]（P313）。英年早逝，留有史著《中国史纲》。《中国史纲》虽短短十几万言，却是从先秦写至东汉的一部通史，虽短小精悍，却处处体现出作者“博雅能文” [1](P313)。后人对《中国史纲》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他的通史编纂方法、历史哲学、史书编纂特点、史学成就等，本文主要从其内容探讨其史学思想，以期对张荫麟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轻传说、重实证
基于“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2](P1)，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从商朝开始写起的。对于商朝，作者也并没有像传统的史书那样开篇以时间为序、以传说故事为始写商朝的建立及发展，而是根据甲古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对商朝的文化作了一个速写，包括农业；渔牧等生产副业；青铜器、陶器及牙、骨、玉、石等雕刻工艺；居室；交通工具；社会组织；俘虏；商业；甲骨文。这些描述，作者以考古发掘之物为基础，把当时的考古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排列和说明，因为他“认为不可能依据那些未经考古材料所证实的史料”[1](P125)。这样安排虽略显散乱，但符合民众“以物为证”的心理认知习惯。
商朝的历史，作者从实证出发，用了不到四百字来述说，“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年间，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迁都，除了对鬼方的大战，除了最后直接间接和亡国有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环”，其中还分析了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商朝末年，一种叔世的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狂饮滥醉的风气普遍于君主、贵族和庶民。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这个分析建立在周公 “不知稼稿之艰难，惟耽乐之从”的评价之上[2](P10)。也就是说，对商朝的灭亡，同时存在文字记载和传说，而张氏采用的是见于史册的周公之辞。
轻传说，并不是不用传说，只是针对传说而言，作者更倾向于实证，以所知的实况为鉴别传说的标准。虽然“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辩了”[2](P12)。但《中国史纲》也有对神话故事和传说的采用，比如“据说禹所继承的君主是舜，国号虞，舜所继承的是尧，国号唐。当尧舜之世，天下为公，而不是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尧怎样获得帝位，传说没有照顾到。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的农夫，有一串故事(这里从略)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贤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在哪里耕种，哪里的农人便互相让界；他在哪里打渔，哪里的渔人便互相让屋；他在哪里造陶器，哪里的陶工便不造劣器。)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2](P13)关于夏朝的历史，只能“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 [2](P11)。
作者以实物为基准向读者介说着历史上曾有的生活，“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一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头发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己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2](P5)。这种细腻的描述是建立在对实物的仔细观察之上的，作者力图在有限的实物上挖掘出尽量多的历史，哪怕是细微的历史。
另外，张氏虽然不以美妙的传说故事为依据来编排历史，却对某些历史现象有着大胆的推想，比如“关于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在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2](P5)。再如第三章第三节推论小国对于所依附的大国的义务及第五章第四节对“斩山填谷”的论述，都非常符合情理。在实物的基础之上进行浮想，可以知晓作者的观点，也可以给读者提供需要进一步求证的提示和线索。这种推想符合人们在碰触到自己不认识或不熟知的事物时会对它进行猜测求证的日常思维习惯。
二、轻训诲、重济世
对于史料的择取，作者有自己秉承的五个标准，其中之一是“训诲功用的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2](P6)张氏认为这个标准在通史中是要被放弃的。对于张氏这一编史原则，存在两种不同意见，谢文通认为“这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1](P229)；翟宗沛认为“这标准不特不可放弃，纵欲放弃也不可能”[1](P100)，因为“史事的本身自有它的鉴戒或训诲功用乃至性质，我们只要客观忠实的写下来，这种功用和性质也就不期至而自至不期显而自显”，“历史就是有如是的作用，我们的笔削时如何能将这标准放弃” [1](P229)。傅斯年在其《闲谈教科书》也说“把历史教科做成一种公民教科，以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前进的启示，公德的要求，建国的榜样，借历史形容比借空话形容切实动听得多。”[1](P59)也就是说，傅斯年主张教科书应看重历史的训诲作用。
事实上，也正如张氏所指出，彻底放弃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其“现状渊源的标准”可以看作是其反对训诲功用的反证，比如其在写墨子时的有感而发，“一切道德礼恪，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说也奇怪，这个人人的切身问题，自从我国有了文字记录以来，经过至少一二千年的漫漫长夜，到了墨子才把他鲜明地、斩截地、强聒不舍地提出，墨子死后不久，这问题又埋葬在二千多年的漫漫长夜中，到最近才再被掘起！”[2](P118)对于现状进行历史的反思，不可避免的就是历史的训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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