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赣南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探析 |
| 时间：2011-04-22 作者：秩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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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的过度垦殖，水土流失的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明清时期赣南的水旱灾害也日趋频繁。据统计，历史时期赣南地区发生自然灾害1612次，其中水旱灾害就有980次，占整个自然灾害总数的61%。同治《赣州府志》卷22《舆地志·祥异》对水旱灾害的记载，明代6次，清代36次。尽管其中的记载由于距修志时间远近的关系，有详清略明的可能，但清代6倍于明代的数据仍可说明，水旱灾害的频率及其给人民生产生活造成的破坏，有清代甚于明代的趋势。
三、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时人生态意识的变迁
面对因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导致的山地过度垦殖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地方官员和士绅们试图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加以解决。如宁都州，一度“禁铲削草皮，锄挖柴蔸”，他们认识到，“山场蓄植草木，借滋灵秀，根株蟠结，山土尤借以坚疑。州属各山，每多铲削草皮，锄挖柴蔸，生气索然，一望尽成沙土。不特有关风水，而山土松浮，一遇霖雨崩卸，害及山下良田，各处山涧亦被沙土壅塞，贻害实非浅鲜。免费论文参考网。各乡村族正、绅耆及乡约、地保等，务须恪遵示谕，严行禁止。” [13]
普通民众的生态意识也有所增强。入清之后，赣南民众也开始认识到，过度采伐山林将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种植山林，采伐对象出现了由自然林到人工林的转变。起初，对于天然林，人们任意采伐，结果数十年之后，原本植被覆盖良好的山头，几尽成为秃山，无木可伐。于是为从长远考虑，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山林，种植油茶、油桐、漆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并渐渐发展成经济林区，从而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石城县志》记载“赣田少山多，向皆荒榛丛樾，近年闽人赁土耕锄，石邑下水颇多。初开垦时，桐子茶子二树并植，桐子一年即荣，三年茶树长茂，则伐桐树” [14] 。油茶和油桐套种不仅使山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漆树的种植不似油茶、油桐那么普遍，但清初已有较多种植。“赣之漆即闽种也。闽人侨人赁土艺漆，携材于汀，垦僻荒莱……业之者或千林（株）万林（株）。” [3] 这些经济林木的种植，经济林区的形成使得清代赣南的生态环境在客观上得到了改善。
上述官方士绅针对环境保护的禁令，以及民众生产方式的改进，都表明人们环保意识在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有所增强。然而，对此又不能过高评价。我们注意到，在上引宁都州禁铲草皮的文告中有“不特有关风水”句，也就是说，在地方官员和士绅们看来，“铲削草皮，锄挖柴蔸”等行为其最大的害处不在于破坏了生态环境，而在于破坏了风水。类似情况在宁都州禁止在州治莲花山挖煤矿的文告中也有体现，“查州县龙脉经过之处，不准挖煤，例有明禁。州西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从前乡城绅士恳请禁止挖煤，叠案山积。倘不法棍徒，仍有私挖煤窖，煅炼石灰之事，应即予究治。” [15] 从文告本身来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地方官员和士绅禁止挖煤和煅炼石灰，主要是出于风水灵验的考虑，而非环境保护。当然，我们也似乎也可以做更积极的推论，那就是地方官员和士绅利用赣南民众笃信风水的特点，表面上打风灵验这张牌，实际上在做环境保护的文章。但不管推论是否成立，时人的环保意识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显然是不宜高估，尽管人们在不断地品尝着因环境破坏而酿成的自然灾害频仍的苦果。
当然，人们的认知水平包括环保意识总是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官员士绅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具体的贯彻执行又是一回事。倡导也好，禁止也罢，它总是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如在宁都州，“县志谓，瑞邑山多田少，所产之谷不足供一邑之食。供卖烟以易米，斯亦生财之一法。然州治多种山烟。山土锄松，大雨时沙土随水下，不无河满之患，山烟所在宜禁。” [13] 这里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山烟种植并未采取断然的“即予究治”，而是用了“宜禁”一词。这并非官员士绅没有认识到山烟种植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而是在清代，烟草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值，这为缓解尖锐的人地矛盾，解决民众生计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即便人们认识到了山烟种植破坏生态环境，但是，当官员和士绅拿不出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不妨害民众生计的两全之策时，也就只能陷入禁与不禁而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当然，大量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的推广，其结果只会是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四、余论
明清时期经济作物在赣南的推广种植，一方面促进了赣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坏。明清时期赣南生态环境的变迁表明，任何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都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它给社会带来现实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必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尽管时人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表现为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有所增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人口迅猛增加和资源供给相对有限的矛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态势。
因此，基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认知水平，我们无法苛求时人能彻底解决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和生态破坏这对矛盾。但这却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那就是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将广大民众的生计与现实利益放在与解决生态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多管齐下，才可能使环保措施收到最大的成效，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恶化问题。
参考文献：
[1] 乾隆大庾县志.物产[O].乾隆十三年刊本.
[2] 道光宁都州志.物产[O]. 道光四年刊本.
[3] 康熙赣州府志.物产[O]. 康熙五十二年刊本.
[4] 天启赣州府志.物产[O].天启元年刊本.
[5] 乾隆石城县志.物产[O].乾隆四十六年刊本.
[6] 同治兴国县志.土产[O].同治十一年刊本.
[7] 道光龙南县志.风俗[O].道光六年刊本.
[8] 康熙雩都县志.物产[O].康熙元年刊本.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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