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女权文化意识的宣泄
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女性以其独特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在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明画卷中闪耀着别样的光芒。但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观制约下，参与生产劳动的女性除了在母系氏族时期曾经享有过具有辉煌壮丽、无限风光的历史意义外，那无上的社会家庭地位、权利只是永远遗落在历史的尘埃中，女性无论怎么寻找遗落的地位、权利，永远也不可能了，接下来漫长的时期漫漫岁月，则持续不断地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约束以及无穷无尽的人为的现实灾难、精神灾难。
中国传统女性的标准形象：女性天生就应该就应柔弱；女性的社会角色，就是贤妻良母。在这样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情况之下，从先秦时期所谓的“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到秦汉以来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乃至于发展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先秦的女子的贞节，到后世针对女子贞节桎梏以及演化成后来的缠足、为妾、为婢、立贞节牌坊等等，都使女性逐步沦落为懦弱可欺的男性的玩物。从这个角度切入，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处于基层的民间女性的历史，更是一部民间女性被奴役、受欺凌、遭压迫的血泪史。民间叙事的傻女婿艺术形象中众多涉及民间女性形象的从不同角度折射了民间女性欲哭无泪的处境。
因为宗法制度的压榨，故激起了女性的反抗，其反抗的形式表现之一就是女性积极参与民间文学的流传与创造。
女性是民间口头文学创造与口头传承的不可或缺的成员。由此，民间叙事作品也必然留下了女性讲述者的生活和心理烙印、与她们对生活的理想及追求。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常表现出智慧与能力，既能主内也能主外，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尤其是中国农妇）在工余闲暇无事，编造故事或加油或加醋讲述传统故事时，会不大想到礼教的压力”[4]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为传统观念所忽视的女性潜在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女性自我陶醉、自我扩张心理的自然流露。”[5]而民间叙事作品中的傻女婿艺术形象，傻女婿的“愚、呆、笨、憨、瓜”在妻子缺席的情况下，闹出的令人搞笑的闹剧。总之，女性的参与，使民间口头文学所塑造的女性具有被尊重被同情的形象，较少受到 蔑视与压制，有时表现出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女性口头所塑造的傻女婿表现的无能、愚呆笨的举动，由此又反过来影响塑造了民间的理想，表达对生活处境的反抗。
（一）、压抑与补偿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男权中心社会，男子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女性被排挤处社会角色，被放逐到家庭里承担着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女儿、妻子的家庭角色。女性讲述的傻女婿愚、呆、笨来反映男子的无能，这是对男权文化的反叛。傻女婿的傻乎乎的言行让人捧腹大笑，笑话的宣泄功能在于使民间基层妇女被压抑的情绪得到解脱。女人在实际家庭生活中付出了许多，但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反差，有了反差便产生了矛盾，矛盾就是产生了不满的心理，从而产生了压抑。通过讲述男子窝囊、无能的故事，使女性的真实情绪通过化妆、变形把女性对社会、家庭以男子为中心的现实的不满表露出来，从而使压抑的情绪得到了解除。由民间叙事中的傻女婿艺术形象的分析得出，社会规范与民间基层的妇女在实际生活中的角色和真实感受并不完全契合。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意义载体，它既“戏剧化地表现地表现了人们如何感受到延续着那些价值的脉搏，以及源于这一延续的压力”，[6]同时，也说明了民间文学艺术又永远是对不完美的现实的改造和补偿，作为民间叙事中的傻女婿艺术形象就是民间妇女对男权文化的一种反叛和对女性的一种心理补偿。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的民间叙事中的傻女婿艺术形象的故事中，任何客观的结果都体现着主观的动机。傻女婿故事中傻乎乎的言行折射了以男子为中心妇女被压抑的真实状态，女性不能直接进入正常话语中的非理性欲望得到表露和宣泄。故事中的男子憨、呆、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伦理规范对女性的压抑与她们在实际生活中角色之间的对应。
（二）、讽刺与自尊
上民间叙事中傻女婿艺术形象的愚呆的特性使讲述者妇女是站在傻女婿对立的角度上，其表现讲述者民间妇女总是在故事的开头或结尾以批判的态度强调傻女婿的傻、愚、呆、笨，例如说“有个傻女婿，他又傻又坏”、“有个苕女婿，肚子里一团黑，随做什么事都听媳妇的，自己冇（没有的意思）得一点主见，闹了很多笑话”。论文格式。这种阐释立场表明了讲述者自身的态度，她的意识形态是与傻女婿处于对立状态，她们反对男权文化，对男性持的是讽刺状态，对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否定。我们在前文已经引用了《蠢子赴宴》的故事中傻女婿拉线举筷失败，蠢子狂吃引起席上大乱；还有《傻子报喜》故事里，傻子给树枝穿衣，把蛋打在河里等故事。这一类故事里傻女婿只是一个滑稽的被民间妇女讽刺的滑稽的丑角。正如柏格森说：“有一个人在街上跑，绊了一跤，行人笑了起来……引人发笑的并不是他的姿态的突然改变，而是改变的不由自主性，是某些笨拙。”[7]笨拙、不灵活性，也就是柏格森所说的身体的“僵硬性”、观念与智力的“僵化”，常能引起人们的滑稽感，而换得人们的笑声。民间叙事中的傻女婿艺术形象正处于这种状态中，笑他的笨拙，机械，这就使讲述者、听众感觉滑稽，不由自主地发出笑声。柏格森说：身体、精神、性格的某种僵硬所产生的出乖露丑，就是滑稽，“而笑就是对它的惩罚”。讲述者女性对傻女婿是带有一种讽刺的笑。带有讽刺的嘲笑，正如霍布斯所说，是因为“发现旁人的或自己过去的弱点，突然想到自己的某种优越时所感到的某种突然荣耀感”。这种对自己优越感的肯定就是对傻女婿的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人的自尊。
（三）、悲伤与自怜
两千多年来，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正统文化，不仅在上层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在民间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深深扎根下来，它所蕴含的女性观念对女性的权利发挥做出了制约。生产方式的自然的分工，“男尊女卑”理念意识的强制实施，使女性成为夫家的女佣人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在家从夫”，是父亲的私有财产，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的做人权利。民间叙事中傻女婿故事中明明知道对方是傻子，也根本没有一点权利去反抗，只有听从父亲安排的媒妁之言往火坑里跳。“出嫁从夫”不管丈夫如何稀泥糊不上墙，但是必须无怨无悔的呆在夫家，如《傻子报喜》里的故事就是讲述傻子连日常起码知识都不懂，却无奈的与傻丈夫生活一生，给他家传宗接代，女人别无出路。女人结婚后的命运，如粱鉴波所说：“便当孝顺翁姑，服从夫婿，无论如何虐待和压制，皆当忍受，不得有怨言。……自身没有半点的自由，在出嫁了后，就一生过着奴隶的生活。”[8]
民间傻女婿故事中对社会现实有很多的揭露，傻女婿故事《一枝花与烂肉》讲述的故事新婚的妻子发现丈夫是十足的无药可救的傻子，逃跑了，留下了一枝花与烂肉包在一起，自己逃跑了。这无疑是对“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礼教反叛与抛弃。这是文学艺术的反抗，艺术的逃跑，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民间叙事中聪明的妻子无奈守着傻丈夫过一生。
荣格指出，文学、艺术与宗教是人的本能的转化，这种转化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和再现了一种受到挫折的本能冲动和渴望得到满足的愿望。男权社会以制度和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达到使女性承受命运的苦难，这种苦难的命运把女性变为男人的奴隶和工具。于是民间女性只有通过艺术的方式反抗现实的苦难命运，呼唤未来新生活。
总之，中国民间叙事中的傻女婿艺术形象是女性对自己现实中受到压抑、悲伤命运的摆布，从而塑造出傻女婿的傻、呆笨来讽刺男性，达到了一种心理的补偿，是女性渴望社会、家庭地位的一种隐曲表现。她们在宗法社会无奈命运的反映，也要求着做人的尊严。
[1]向沁（1971――），女，土家族，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5级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文艺学
[2] 王利，谚语中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化透视，兰州学刊，2006，第26期，《文史通义.史德》
[3]班昭，女诫，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4] 丁乃通，民间故事所引〔Z〕，第27-28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5]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C〕，第39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 R.霍迦特《当代文化研究》，引自《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 孙文辉，巫傩之际――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第156页，岳麓出版社，2006年7月，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第6页，中国喜剧出版社，1980。
[8]刘波，中国民间文学中女性形象类型解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粱鉴波，从东莞歌谣中所见的妇女观〔J〕，民俗，1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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