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易白沙（1886－1921）。本文仅就易白沙在评孔扬墨方面所做的贡献。倡扬墨学：爱国与民主思想的升华。东西文化融合：新文化建构的理想模式。如称孔学为国学。东西文化融合，从当前“国学热”来看易白沙评孔扬墨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关键词：易白沙，评孔，扬墨，东西文化融合，国学
易白沙（1886－1921），本名坤，号越村，湖南长沙人。他不但是一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斗士，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独裁与迷信，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仅就易白沙在评孔扬墨方面所做的贡献，略谈自己的浅见。
一.评孔开新：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
民国初年，以满清皇族贵族、窃国大盗袁世凯、旧军阀张勋为核心的三个复辟集团，在掀起复辟逆流时都举起了孔子这一偶像，于是，反孔思潮就以新旧思想斗争的形式出现了。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承担起了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复辟帝制与尊孔逆流激起了民主派的抨击。1916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成为《新青年》上公开点名批评孔子的第一人，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评孔、反孔的最初号角。
首先，易白沙揭去了孔学头上神圣的光圈。他引用历史典籍，说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有源流，并对各家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不同的学派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表明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指出：“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飙云疾，竞争纷起，应辩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①]而“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②]。易白沙尊重历史，去掉了孔子头上神圣的光环，将儒学还原为百家中的一家，并承认其显学的历史地位。
针对自汉武帝以来历代统治者定孔学为一尊的现象，易白沙鲜明地指出：“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③]原来历代统治者，举着孔子的招牌而行非孔之事，孔子不过是傀儡而已。他进一步揭露了傀儡孔子的严重社会后果：“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斲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为观止！”“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而“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④]
第二，易白沙从尊与被尊两个侧面揭示了尊孔现象的发生史。他指出：汉武帝当国，认为“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⑤]在《帝王春秋》中历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后写道：“孔子死后，至汉高祖始受大牢之祭，至武帝始罢黜百家，至王莽始封侯爵，至曹丕始有学宫，皆独夫民贼利用孔子专制学术。”[⑥]易白沙不仅揭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傀儡孔学的实质是垄断学术思想，为专制统治服务，而且针对袁世凯导演的尊孔丑剧及思想界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尊孔读经、尊孔教为国教的谬论，明确指出：“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⑦]指出，这就是二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而且直接批驳康有为的一些论点，如称孔学为国学，称孔子为素王等，这些意见都是讨论孔子与传统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关系。《孔子平议》发表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康有为鼓噪孔教之时，将其与时人所关注的“国体问题”联系起来，其意义非常明显，即揭露了袁世凯之尊孔，全是抄自历代独夫民贼的老谱；而康有为之倡孔教，也违背了学术自由之原则。
易白沙又从揭示孔子学说内在的缺陷易于为封建专制主义所利用出发，揭露了孔子学说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天然联系性。他指出孔子本身有四大缺陷：(l)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2)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3)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4)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博士论文，东西文化融合。他认为这些主张，对孔子来说，可能是“志在救民，心存利物”，但是“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⑧]。易白沙对孔子的批评，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对长期被封建“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来说，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很大的震动和影响。
第三，辩证地评价孔子。易白沙不同意时人对孔子的态度：“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欲、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为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⑨]这说明，易白沙既不赞成将中国落后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孔子、全盘否定孔子的虚无主义，也不赞成盲目尊孔、提倡尊孔读经的国粹主义。
易白沙在批评孔子的同时，也指出孔子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正名思想。他认为，“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⑩]其二，孔子有革命思想。“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11]因此，“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12]。博士论文，东西文化融合。于是，“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13]他强调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相区分，要“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14]易白沙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文化贡献。这种对孔子批评与肯定相结合的冷静评价，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惟易白沙做得最为突出。
二.倡扬墨学：爱国与民主思想的升华
五四运动前后，墨学研究一时称盛，许多有识之士与儒学分道扬镳，而回归墨学。有人甚至将墨学视为传统儒学的对立面，试图以墨抑儒，以墨代儒。而易白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儒学的同时，又继续发掘传统墨学的现代精神，以此作为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武器，进而寻找新文化的生长点。
易白沙热烈地弘扬和倡导墨学的救世精神。在《述墨》一文中认为：“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於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赞墨学“广大无涯，取精用宏”。对墨学的救亡思想和道德追求给予高度评价：“其学勇於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於制器，善於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易白沙是一位悲壮的爱国者，他观局势之危，浩然长叹：“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于是发出呼吁：“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15] 易白沙认为，墨学精神是根治中国社会时弊的灵丹妙药。如果要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就必须学习墨学的反战思想，以战争制止战争；如果要矫正社会的奢靡风气，就必须学习墨学的“勤俭之说”，反对浪费和相互攀比；如果要消除社会上普遍的冷漠、欺诈，就必须学习墨学的“兼爱”。针对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提出“非攻”、“节用”、“兼爱”诸说均不可缓行。要求“志士仁人，起而行之”[16]。
易白沙在《广尚同》一文中提出，墨子“尚同”思想的真谛是“同於民”。“墨子直以尚同归结於民，有民乃可以见天之心，可以得仁之用。利则兴之，害则除之，贫寡则富贵之。危则安之，乱则治之。天之心也，仁之用也，非此则不足以证其同於天与仁矣。”并从“同於民”的基点出发，一再强调必须以“民为主”，指出：“墨子之同于民者，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贵而君为轻也。”反对一切“独裁于君”。他明确提出：“欲倡尚同以救中国之亡。”[17]反映了他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
易白沙认为，当时中国政局之险象，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亏害，“在异不在同”，“政出多门，如有异国”，而又“往往强人之异以为己同”，所以天下大乱。揭露袁世凯政府“既日日杀人，时时杀人，处处杀人，人人杀人。且腼然以号于国曰：定于一定于一”，是“负墨子而趋，假尚同之说，混人观听”，实质上仍是一批封建独裁者。于是，他提出：“必闲之以法。法者所以扶持劬育其视听之异，非胶漆绳墨其视听之同也。”那么何为大同？他说：“民消摇于法中各守其异，以发挥光大其异之良能，以趋其国利民福转危为安之的，是之谓大同。”[18]可见，易白沙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以民为主的法制社会。这样，他就将墨子尚同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融合起来，成为他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武器。博士论文，东西文化融合。
三.主张百家平等，东西文化融合：新文化建构的理想模式
易白沙不仅明确反对定孔学或儒学为一尊，而且指出：“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19]这里，易白沙不仅将“九家”之学与儒家一样视为国学，而且将域外之学，即印度传入之佛学和一切有益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物质及精神科学也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他认为“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20]。这就是说人类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各家的贡献，而不能把它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这充分说明他的文化观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面向世界的开放文化观。因而他提出：“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21]并鲜明地提出了“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22]的口号，这深刻地表明了易白沙的诸子平等、竞争而进的学术自由思想和对政治、学术的科学态度。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