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叔文的母亲刘氏，“在女氏也，贞顺以自处，孝谨以有奉；其在夫族也，只敬以承上”， 尽到为人妇的责任。如果公婆已经去世，女性也还通过对他们的祭祀表示对他们的孝心。柳宗元表扬他的姐姐裴氏，“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养，用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劳以待旦。”
（二） 良母
唐代女性墓志铭以描写母亲最为多，这既是因为女性墓主一般已成年成家，也是因为撰写墓志者或办丧事者多是死者的子女。钱穆曾说过“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筑起的”[4]，而在家族内部，女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柳宗元写的女性墓志铭中我们发现，柳宗元在墓志铭中对女性的书写或者说女性对自身的身份认同都以家庭为指向。唐代墓志铭一般以“母仪”来概括母亲的品质和职责，如“母仪熏懿”[5]、“母仪可传”[6]、“母仪光乎内外”{7}、“母仪光乎六行”[8]。“母仪”是唐代社会有关母亲角色的规范性观念的总结，唐墓志中往往以孟母的事迹作为母仪的标准，如“诲子亦同于孟母”[9]、“训子有方，实无愧于孟母”{10}等等。柳宗元称赞王叔文母亲刘氏“惟昔孟母，号为母师……懿懿夫人,维其似之”(《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职业生涯规划论文把刘氏与孟母相提并论。
柳宗元认为女性应该具备教育子女的能力，重视母亲作为教育者对子女成长的重要作用。“母亲的职责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训育女儿，执教诸子，主持家政……唐代社会确实非常强调母亲的这三个责任”[11]。柳宗元母亲卢氏就出色的做到了这三点。在柳宗元为女性撰写的16篇墓志铭中，几乎每个做了母亲的女性都因为教育子女有方而受到称赞。母亲卢氏出身名门，知识广博，“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其行，不坠其旨”、“旧史及诸子书……闻而尽知之无遗者”，具备了正确教导孩子的品德及能力。柳宗元“始四岁，居京师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趣。父亲柳镇去世后，是母亲卢氏主持家务，并支持柳宗元的政务。直到柳宗元被贬贬永州，她随同南荒贬所，她还鼓励柳宗元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母亲的明于事理，超凡见识，对柳宗元人格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而且“以诗礼图史及翦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柳宗元的两个姐姐，颇有教养，“德硕行淑”，以美好德行而闻名。从这里可以看出，母亲对孩子的成长作用受到了柳宗元高度的认可，“男既立，必使之有禄仕，女必使之有家。将嫁之子，必先择良士可以配诸姑者”(《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
同时，柳宗元认为女性还要为不同性别的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教给孩子儒家的礼仪,培养孩子道德基础。男孩要能接受更高层次的学习,女孩的学习则局限于家庭。母亲卢氏对子女的教育就体现了这一点。由于女性要负责教育孩子，所以，柳宗元赞颂女性的读书识字，认为这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三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描述出柳宗元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女性必须对大家庭负责，孝敬公婆，处理好和家庭其它成员的关系；她还必须是一个贤明的管家，不仅从事妇工,还要训育子女，安排婚事，主持家庭事务。柳宗元认为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反映了女性对于大家庭的巨大作用。柳宗元通过对女性墓志铭的写作，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出了他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以此为所有女性树立一个理想的榜样。
参考文献:
［1］ 陈骙，李塗． 文则 文章精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71页
［2］ 刘勰．文心雕龙［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128页。
［3］ 张国光．“立家之道，闺室为重”——论唐代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23页
［4］ 钱穆．中国文化概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42页
［5］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永徽107
［6］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乾符031
［7］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开元027
［8］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宝应003
［9］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圣武011
［10］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万岁通天005
［11］ 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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