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见三百篇,妇传亦匪鲜……”晚明文学家陈继儒 (1558—1639)的小品集《安得长者言》最早提出了“男子有德便有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的“才德观”一直呈现出一种理论上'德才兼备”的要求和实践上“重德不重才”的传统,只有乱世，统治者才会把“才”放在“德”的前面，考虑“才”的价值优先性（比如历史上曹操乱世广招才具之士的做法）。对“德”的价值优先性的强调于女性尤甚，于男性亦然。历代的礼仪经典和普通的道德读本以及家训箴规还有那些道学先生无不强调“德”与“才”相比的价值优先性。这种基于性别建构至上的价值定向进一步强化了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男主外事，女主内事”的传统。传统的阴阳八卦学说又赋予男女两性的利益边界以秩序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意义，女性礼仪上的越界便直接等同于对阴阳秩序、价值秩序、自然秩序甚至政治秩序的破坏和颠覆，“牝鸡司晨”便是对女性礼仪越界的政治性的警示。《镜花缘》中的才女形象明显突破了“男主外事，女主内事”的传统，小说文本的“德才观”也凸现出“才”的价值优先性，尽管作者努力将她们的“才”限定在“德”的光环可以笼罩的范围之内，近乎说教地渲染她们的奇孝奇节，但还是无法掩盖她们身上才学的耀眼光芒，尤其是这样大规模的不遗余力的展示和炫耀，是那些刻画一两个博学才女形象的作品无法望其项背的。
作品展现的教化作用，和作品中浓重的说教意味，让审美感受与古人不同的现代读者常感到夏志清所说的“心烦”。为何如此呢？我们不得不将这一点归结为作者叙述技巧的缺乏（作品缺乏艺术性）和他那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作者功利的道德说教目的扼杀了作品的艺术性，使小说显得生搬硬套，人物形象（甚至名字）都变成了对儒家经典教义的谱系学式的通俗阐释，以致人物形象的全部象征性内涵都是某一正统经典价值观念的照本宣科，和样板式的对号入座。人物言行举止的活动空间全被预先设定了。性别倒置的手法：让女性替代男性来实践儒家正统学说和价值观念这一手法是独特的，显然也给他的叙事带来许多新奇的审美感受和美学魅力，使作品显得很有生气。但不可否定他功利的道德说教并没有触及读者敏感的道德神经，甚至层层铺垫精心设计的“殉节”情结也没有打动读者，非但没有产生怜悯之情，反而适得其反地让人读了“生厌”、“烦心”，我们因此认为李汝珍的说教是不成功的。
而小说文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确实不是李汝珍不成功的道德说教，而是那些女子身上的“女子气”及象征性内涵：她们的才情、才学、机智幽默——这些都远离教化的目的，是作品说教目的之外“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又一个副产品。“文以载道”的观念在这里似乎被“以文为戏”的观念战胜了，这是李汝珍不曾想到，而为现代读者大加赞赏的地方。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