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骆红蕖箭杀山中猛虎，替母报仇，使百姓安居乐业，人人景仰；狻猊伤人损苗， 魏紫樱习连珠枪，保境安民。徐丽蓉的弹弓硬技，退寇救人；颜紫绡“幼谙剑侠之术，长通元妙之机”，会神行法，来去如风；燕紫琼、易紫菱等女子，俱深通剑术，飞檐走壁，直承古代聂隐娘、红线等女剑侠遗风余绪。《红楼梦》里黛玉讽刺爱打抱不平的湘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真真好笑。” (第五十八回)受《红楼梦》影响甚深的《镜花缘》显然在女性侠义形象的塑造上走得更远。才女们不仅走出闺阁“打不平”，还赴沙场建功立业，其行迹可以与荆轲聂政比肩。当然小说主要是为了突出才女们对“义”的价值实践。“18世纪和19世纪的作者们将侠客和才子佳人小说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本真之德性的模式。”
II．“女子四行”与“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传统
那些“男性角色的女性行动者”取代了传统男性的地位，差不多完全把男性从传统上由其承当的行动中替换下来，成为践行正统儒家学说的新的代表，而她们对政治事件的参与并不表明女性群体又怎样的政治激情或政治热情，也不能简单地用女权主义这样在现代性语境中才适用的话语来解读。
《镜花缘》小说中百名才女对政治事件的参与，始终只是以《女诫》对女子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经典规定为标准的，李汝珍充分表明了“所谓四行者”，在闺阁中怎样“历历有人”，他是不会超越时代局限去追求一个正统之外的价值理想的。这就如杜牧所说的“丸之走盘”的道理，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就如同一个被设定的价值的场域：盘。 以《女诫》为代表的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针对妇女角色的性别建构，将儒家正统的价值观念投射在她们的身上，而这些妇女就如同在“盘”中行走的“丸”，女子四行“德、言、容、功”已经设定了价值边界——也决定了她们所能从该价值场域中得到的道德完满性。“不可尽知”的，是她们从该价值场域中能达至的道德完满性的程度；“其必可知者”，是她们不可能寻求儒家正统价值场域之外的价值。
我们可以说，李汝珍赋予这百名才女的功能也就是要完成对儒家正统伦理价值的完满的实践，并通过百名才女的礼仪表演从“四行”角度尽情地展示她们完成德性实践的具体过程。
《镜花缘》小说中百名花仙在知识和功业上的成功，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她们在“立德、立言、立功”这些一直由男性角色专擅的德目上表现突出。班昭《女诫》“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一曰妇言，一曰妇容，一曰妇功”的经典陈述被李汝珍巧妙地置换，并和《左传》中关于男性角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经典陈述结合在一起。百名花仙化身的百名才女们在知识智识、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的抱负上，其夺目光芒都让书中的男性角色黯然失色。
为显示她们在知识智识上的优越性，作者不惜笔墨让唐敖、多九公这样的饱学之士在黑齿国丢丑，让才女们用《璇玑图》绎诗千首，成功地全部通过专为女性设立科举考试，并用三十回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女们专擅的技艺和各种传统男性专擅的文人游戏，行酒令要称引一百部书，作诗要一百韵，在高难度的知识智力游戏中创造一个又一个千古佳话、古今之最。作者夸张的笔法让每一个聪颖异常的妙龄少女都俨然成为某一领域的学究、专家、教授，超常的知识智识既让读者惊叹，又让读者在自愧弗如之余质疑作者炫学的心理。
为显示百名才女在道德修养上的优越性，作者不仅让她们严格地实践传统的礼仪规范，按古往今来儒家正统价值的道德楷模塑造她们的形象，甚至为了突出她们的忠孝节义，不惜渲染她们的“奇孝、奇节”。如骆红蕖打虎为母复仇，廉锦枫入海杀蚌取参养母等。除了着意表现她们道德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她们还充当了道德说教的道学先生角色，极力宣扬伦理纲常和忠孝节义的正统价值观，唐闺臣和师兰言及其代表。传统女性一直是道德说教的对象和被动的接受者，在《镜花缘》中一反而为儒家正统价值的自觉维护者、正统礼法规范的践行者和主动的道德说教者，这个变化耐人寻味 。
最重要的是她们参与了勤王义军的队伍，一起帮助男性的勤王者们讨伐武逆恢复李唐正统帝王世系。她们或战死、或殉节，攻城破阵之际男性的勤王者们都得借助她们的帮助，这一行为象征着小说中的女性在男性“太上立功”层面的成功，并且是政治上的。
《女诫》中的“妇德”，不过是儒家正统价值观对妇女的一种性别建构，其核心是忠孝节烈、循规蹈矩、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妇言”的核心是恭敬和顺、不出恶言、不违礼法礼仪规范；“妇功”则将妇女的活动限定在针织女红的范围内。《镜花缘》中百名女子突破了《礼记》“内则”部分和朱熹（1130——1200）据此所作《家礼》关于“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正统礼法规定和社会性别角色构建，她们在传统上一直由男性占据的领域内表现突出，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在知识、道德和政治上的表现大大突破了历代文学作品塑造的高度模式化的妇女形象。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作者妙笔生花精心结撰的理想化的小说话语，高度理想化的想象和性别倒置的美学姿态所造成的审美差异，给一贯对明清小说持模式化成见的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感受和审美趣味。尽管作者让百名才女在德性（才女们的奇孝奇节）、知识（“她们博学广闻，多才多艺，竟使须眉男子都觉得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她们成功的举业，被封为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和政治上（阴若花则被封为“文艳王”，命其回国继承大统,参与政事。）与小说中的男性相比都显示出一种优越性，但是又牢牢地将这种在清代其它小说中非常罕见的女性价值的优越性限制在正统封建礼法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最终又把她们从对正统价值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重新回归正统，并让她们中规中矩地完成正统的礼的实践和礼仪表演。百名才女与男性相比显示的优越性并不是出于女权主义的诉求，也不表明作者有怎样的女性解放的政治意图或者民主的社会理想。百名才女在一个理想化的阴的秩序的统治期尽情表演一番之后，最终又加入到男性勤王者的行列，和他们结婚，与他们并肩作战，一起推翻错乱阴阳秩序的武则天的统治（阴的秩序的象征），使唐中宗复位（阳的秩序的象征），恢复李唐世系的合法性统治。以一个阴阳秩序的混乱期为契机，作者让百名兰心蕙质的才女淋漓尽致地展示她们的才艺德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抱负，反映了作者独特的思想观念。
女之四行“德、言、容、功”中是没有“才”的要求的。培养古代女子温柔敦厚的德性和诗词杂艺、琴棋书画这些闺阁闲技,只不过出于一种家庭门第虚荣的考虑。汤显祖《牡丹亭》中就表露了这一思想：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女子个个都知书达礼,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闺阁闲技样样精通,正统观念极强的薛宝钗仍然再三劝诫姐妹们,“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并让林黛玉听了“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有多么大的说服力。一位女诗人的《偶成诗》便反映了主流社会对女子“才德观”的建构:“人生德和才,兼备方可爱。独论闺才时,持论正相反。有德无才好,有才德反减。‘无才亦有仪’,援引古训典。我意颇不然,此论殊偏浅。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