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缺陷由于往往被良好的一面掩盖，因此它的危害性也特别大。同时，它还有一层教科书的意义，那就是针对敌方将帅品质上的某种缺陷，提出了可采取的击败他的对应措施。《六韬·龙韬·论将》专门列举了其所以致命的原因：“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亦即，以上任何一种过失都可能授人以可乘之机，从而给自己招来严重后果。“十过”中最常见的如“勇而轻死”、“急而心速”、“刚毅自用”等，均为兵家之大忌，军事史上因此而覆军杀将者可谓屡见不鲜。如晋、楚城濮之战的楚方主帅子玉，楚汉成皋之战的楚方大司马曹咎，都因本身的这种重大缺陷导致兵败身亡。其他种种之危害也被历史事实所证实。因此，《六韬》“十过”之说，具有重要的告诫意义。
《六韬》论将的高明之处更体现在率先提出建立类似现代统帅部的最高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使战争机器得以更有效地运转，《六韬·龙韬·王翼》提出建立一个类似现代统帅部的最高指挥机关，在统帅手下集中各类专门人员72人作为他的“股肱羽翼”。这72人覆盖了参谋、作战、后勤、情报、外交等各个方面，换言之，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应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一个局部，同时，建立一个这样的参谋部，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相应的职务，可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中国古代兵书大都高度重视将帅的决定性作用，但将帅的功能作用应当凭借和通过组织严密、分工科学的指挥机构的运作来实现，或者说，建立一个由各种专门人员分工负责的指挥机构作为将帅行使指挥职能的助手，这种思想则是《六韬》率先提出的，它标志着中国军事学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将帅的知兵爱兵
《孙子·地形篇》指出，将帅应“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在“知胜有五”中也提出“上下同欲者胜”。但同时，《孙子·九变篇》在“将有五危”中指出“爱民可烦。”这里的“民”，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士卒在内的民。这是将帅“五德”中“仁”的具体体现。它认为将帅的仁，应该是一种大仁，即是从大局出发，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最大的仁，最大的爱兵爱民。为此不惜付出必要的牺牲为代价，而不应念念于小的爱兵和不忍。那样会被敌人的一些暴行所烦扰，以致顾此失彼，忙于应付，甚至被敌所诱，还可能由于不忍牺牲局部而危及整个成局。
《六韬》则更加强调要求将帅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六韬·龙韬·励军》中对将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生活中，要求“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作战或行军中，要求“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工作中，要求“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并且提出了良好的将卒关系与战斗力的提高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他指出“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这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之论。
此外，即使从两书的语言上，我们也能感觉到明显的差别。《孙子》一书语言简洁流畅，而《六韬》则显得有些细致以致略显繁琐。
通观两书，在有关将帅的地位作用和素质要求等认识上基本都是一致的，都要求将帅从严治军和赤胆忠心，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保证军队的政治合格；都需要将帅智慧非凡、赏罚有信、仁义兼备、勇气过人。但是，两书既有共同特点，又有差异。总的来说，《孙子》从宏观上论将，而《六韬》从微观层面论将，我们应该积极借鉴二者之精华，为我所用，并用于指导我军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