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启、祯年间的宗宋诗潮中，程嘉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其开启了以陆游为楷模的诗学风尚，促进了律诗在晚明的进一步繁荣，改变了诗歌在创作体裁上的走向；“陆游诗法”的兴起使诗学观念与时代本质相表里，增强了宗宋诗风的时代内涵；究其诗学思想成因，又与嘉定特殊地域文化传统有很大关联。
论文关键词：程嘉燧,陆游诗法,宗宋,嘉定学风
一、程嘉燧的“陆游诗法”
天启、崇祯年间，宗宋的诗学观再次盛行于诗坛。程嘉燧在此次诗潮中影响颇大，其最先推出了陆游这一新的楷模，被认为是学宋诗风转向的关键人物。[2]128王士禛在《渔阳诗话》中有云：“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此大略也。”[3]877从诗风上看，程嘉燧浸染陆游诗歌之迹尤为明显。本文将程嘉燧放在整个宗宋诗风下探讨其诗法陆游的路径，并将其所推崇陆游诗歌创作上的遣词、炼句、协律等方面概括为“陆游诗法”，以此凸显程嘉燧对陆游诗歌的具体取向以及晚明这股宗宋诗潮的关注点。
程嘉燧所处的诗坛状况与南宋时极为相似，都是“迩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而陆游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南宋后期的诗歌走向，其“诗家流弊尽扫除”的气魄博得明人的敬仰，创作笔法也被奉为师法对象，程嘉燧的诗学观即是“放而之剑川”[4]1359。“放翁以律诗见长，名章俊句，层见叠出，令人应接不暇。使事必切，属对必工，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亦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见未见也”[5]80。程嘉燧正是学习其诗歌创作上的法度谨严、律句精工。关于此点，钱谦益在《萧伯玉春浮园集序》有云：“天启初，余在长安，得伯玉愚山诗，喜其炼句似放翁，写置扇头，程孟阳见之，相向吟赏不去口。”[4]786而以程孟阳的创作来说，“其为七言近体，以清切深稳为主”[6]284，且其诗的法度谨严、律句精工得到了钱谦益称赏，赞道：“孟阳诗律是吾师。”[7]601而这些特点恰与“陆游诗法”相契合。如孟阳的《姑苏道中见梅花》：“燕南蓟北限春光，瞥见江梅剧断肠。花被雪禁犹黯淡，影遭风横正郎当。斜临官道窥邮骑，开傍梅亭扑酒香。才是玉门关外客，莫凭羌笛诉昏黄。”再如《寄庄将军》：“僧榻书廊卧夕曛，兴来吟啸每过君。梅残烛尽疏窗雨，雪冱香浓小阁云。茶作松风先破睡，墨添山气特微醺。自从一别莲花府，月下笳箫忆共闻。”可以看出孟阳律诗的用韵，以及律句的工整、对仗，甚至对“梅”的喜好等方面都深得陆游诗歌创作“三昧”。此外孟阳的七绝诗也如陆游的清新自然，对仗工整、新奇而不落雕琢。如《雨中游宝石山题画》:“峰摇白雨水拖蓝，万木含风绿正酣。记得松毛初泊日，破船撑笠过湖南。”从诗艺方面说，此诗堪与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相提并论。
程嘉燧对“陆游诗法”体会颇深，不仅对仗工丽的联句极似务观的律诗特点，其忧国之心在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如《忆金陵杂题画扇》（二）：“最忆西风长板桥，笛床禅阁雨萧萧。只今画里尤知处，一抹寒烟似六朝。”其（三）：“青门杨柳白门鸟，秋雨秋阴旧酒庐。何处蘼芜最相忆，缫丝风雨暗西湖。”在诗人眼中今日之南京恰似六朝时的建康，颓废、奢靡，毫无盛世之象，不免让人联想起南朝的混乱，对时局也深表忧虑。程孟阳在《与钱受之》说：“近者朝廷一新，杞忧未已，患在庙算不预，师老不休，士论纷而民力困耳。……且如有言醜虏不足烦天下，全力但宿重兵境上，聚积谷，京师可坐致虏首，有能不河汉其言者乎？非独罕工策敌者，殆亦鲜忠于谋国者，知高贤同此叹也。”[8]798值得一提的是，程嘉燧卒于癸未十二月，未经历甲申三月之变，故不能归入遗民群体，此点黄容的《遗民录》中记载有误。
程嘉燧能镕陆游的精神于诗歌创作中，故深得“陆游诗法”精髓。娄坚在《书程孟阳所刻诗后》赞道：“善学者正不当求肖于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或去之远也。”[6]284王士禛在《渔阳诗话》中所列举的警句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如“瓜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梦里楚江昏似墨，画中湖雨白於丝”；“回峰冻雨皆成雪，出雾危峦半是云”；“城上雪声游子屐，县南风色酒人家。”[3]878程嘉燧的诗风深得当时诗坛的推重，钱谦益自述其“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4]1359，在诗学观上也是主张师法陆放翁。于是，海内学陆游的风气由是而盛，“江西泰和有萧士玮，浙江嘉兴有沈德符、徐弘泽，山东德州有卢世漼”[9]75，一时诗坛惟陆游是宗，如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所云：“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10]453而宗陆之盛在刻书坊中亦可窥出一斑，“甲子（天启四年）秋，得翁子虚编辑《剑南诗稿》，又钱、吴两先生严订，夭夭者真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11]1155。
二、宗宋诗风的时代本质
“文变染乎世情”，晚明诗坛对宋诗的再次关注与国势的衰弱有很大关系，而从诗人对取法对象的选择上又可看出国势对诗人心态影响之深。程嘉燧的宗宋思想即与晚明的时代衰势有密切关系，从其所宗人物的转变上可看出“陆游诗法”不仅是纯诗学话题的转移，还是时代本质在诗学上的折射。天启、崇祯年间，明王朝内外交困，其时阉人之势极盛，“明之士大夫不能尽脱宦官之手而独有作为，贤者且然，其不肖者摩然惟阉是附，盖势所必至矣”[12]5。朝廷党争不断，“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於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12]283，关外的清军多次越过长城，侵扰内地，朝廷连年用兵，民生日蹙；“流贼”之祸在明末尤甚，天启间有徐鸿儒起义，崇祯年初同样有刘香起事。诗人面对板荡时局，对诗的关注自然会从唐音转向宋调，钱钟书先生说：“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13]4程嘉燧也不例外，其在中年后即转向宋诗的学习。程嘉燧初期是以苏轼为宗，娄坚《书程孟阳诗后》中赞孟阳，“上自汉、魏，下逮北宋诸作者，靡不穷其所诣。至苏长公往往或学其体，或次其韵。”[6]284如《和东坡岐亭劝戒杀诗》（其一）：
宰割性命驱，烹噍膏膋汁。虽云五净肉，不凝净业白。嗜欲逐膳腥，如以水就泾。酬偿恐不免，毛角出冠帻。众生造杀业，果报自招得。食肉乃食人，此理宜悲泣。人死复为羊，佛戒此甚急。况兹水陆产，甘芳岂云缺。豪门榜杀戒，饶市收鹅鸭。果茹充伊蒲，亦可羞上客。万钱众指挥，两耳自遮冪。坚持清净戒，普愿洗结集。不见屠沽林，哀号日流赤。
程嘉燧的创作学于宋人，在诗中不忘言济世之理，正可谓“吾儒吐言辞，于世期于济，岂徒累篇牍”[14]4。《和东坡岐亭劝戒杀诗》三首被清人张应昌收录在《清诗铎》，并被列为“戒杀”一类，张应昌在《国朝诗铎自题》中说：“上德宣忠孝，下情通讽刺，闻者足警戒，言者无罪戾……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14]4
随着明王朝的日益困顿，“在廷则门户纷纠，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15]335，且大量志以救世的有识之士惨遭迫害，士人对朝廷的信任日益丧失，种种现实促使他们不再满足于学习洒脱的苏东坡，而是转向了忠愤的陆游，自觉地学习其沉郁诗风。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