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古语得以长期流传，足见我国古代兵家对将帅的重视程度。他们认为，将帅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孙子》和《六韬》的将帅思想的比较分析，探视早期兵家在为将方面的认识和要求。
论文关键词：《孙子》,《六韬》,将帅观
一、将帅的地位作用
《孙子》高度重视将帅在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孙子·计篇》在论述“五事”时把“将”摆在次于“道”、“天”、“地”的第四位；在论述“七计”时，又把“将孰有能”摆在“主孰有道”之后的第二位，说明孙子充分认识到将帅在国家军事活动和实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孙子·作战篇》在强调将帅的主导作用时指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谋攻篇》又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他把国家比喻成一辆大车，把将帅比喻成大车上的辅木，认为将帅与国君关系亲密无间，国家必定强盛；反之，国家必定衰弱。
与《孙子》一致，《六韬》也高度重视将帅在治国强兵中的重要作用。《六韬·龙韬·论将》指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六韬·龙韬·奇兵》中还指出：“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他把将帅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足见对将帅的重视。
正因为《孙子》与《六韬》都力举将帅的重要作用，所以都提出了“兵权专一”的思想。然而，由于历史背景和其它种种原因，两者又不同。
《孙子》在某些地方过高地强调了将帅的兵权专一，他认为“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这就是说，将帅作为掌握国家军权的最高指挥者，在是否发动战争的决策上，并不根据“主”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治的代言人的需要，而只是单纯从“战道”，即军事角度去考虑。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否发动战争应该而且只应该从政治需要出发去决策，然后才是考虑能否打赢和怎样打赢的问题，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最终做出决策。也正因为如此，我军从建军开始就高度强调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党的手里，军队要听党话、跟党走。当然，不可否认《孙子》其它各篇中也论述了将帅只是国家的辅助，但以上论述一定程度上说明孙子对将帅地位作用的过高认识，甚至高于“主”，其客观性、科学性有待商榷。
《六韬》对将帅地位作用的认识比较符合客观规律。首先通过对君主授命将帅仪式的描述，表明将帅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君主。《六韬·龙韬·立将》指出“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此论说明，出动军队是在国家政治有需求的情况下，将帅根据君主授意而率领军队通过战争达到国君的政治目的。在此基础上，《六韬》论述了兵权专一的思想。它认为，将帅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能为外力左右，必须能独当一面。它把军事指挥看作是一项复杂严谨的工作，认为“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因此“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将帅应处于军事活动的核心地位，“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此外，《六韬》在论述将帅兵权专一的同时，特别强调将帅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即首先要在政治上合格，认为“二心不可以事君”。
二、将帅的素质结构
《孙子》和《六韬》均对将帅的素质结构提出了明确要求，且内容基本一致。
《孙子·计篇》提出“将帅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五个方面是孙武对将帅的核心要求。“智”，是孙武对将帅的首要要求。他认识到“兵者，诡道也”，将帅要“智”，就是具备较为高超的谋略。军事斗争是激烈的武力拼争，孙武强调将帅的性格中要有比较突出的“勇”的气质，能够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孙武对将帅治军的要求是“信”、“仁”、“严”。“信”就是要赏罚必信。“仁”就是要以宽仁的态度对待部属，使他们能在战斗中出死力。“严”就是严格约束士卒。可以说，“五德”是《孙子》将帅观的总纲，其余关于将帅的论述不外乎是“五德”的具体阐述。
《六韬·论将》提出将要具备“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作为贤将的五条标准。并且指出：考察将帅不能局限在其外在表现，更应看重其实际品质。《六韬·龙韬·选将》还列举了“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十五”。他认为“贤而不肖者”、“温良而为盗者”、“精精而无情者”为不仁；“貌恭敬而心慢者”、“好谋而不决者”为不智；“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湛湛而无诚者”为不忠；“果敢而不能者”、“外勇而内怯者”为不勇；“悾悾而不信者”为不信。同时提出：“天下所贱，圣人所贵”，认为在选拔任用将帅时应逆向思维，善于发现包括“天下所贱”者在内的每个人的长处，并列举了“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诡激而有功效者”、 “肃肃而反易人者”、“嗃嗃而反静悫者”、“势虚行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认为该五类人可以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六韬·龙韬·选将》提出了“八征”这一选拔将帅的方法。
《六韬》论将与《孙子》论将，有同有不同。二者相同的是，都有智、勇、信、仁。不同的是，孙武以智为首，以严为殿，《六韬》以勇为首，以忠为殿；《孙子》多了一个“严”字，《六韬》多了一个“忠”字。《孙子》作为孙武向君王觐见的礼物，前提必须是将帅对君王的忠诚，这点无须多费笔墨。《六韬》作为姜尚和君王的对话，在一定程度更加体现了君王的思维立场，那就是将帅必须首先对君王和国家忠诚，在此基础上考察其能力才有意义，这种思想也体现于其它各个方面。比如，它指出对于将帅“知之有八征”，其中之一就是“与之间谍以观其诚”。
撇开这点有时空特性的差异不谈，《孙子》作为兵学圣典，其高明之处首先体现在认识到了“严”的重要性。“严”，即执法严明。作为军人，在他们所有的军事属性中，最令人赞叹的是勇气；对于军队，在其所有的属性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严正的军纪。严正的军纪，来源于严明的执法。孙子的“严”，表面似乎是与另一个要求“仁”对立的，但如将两者结合起来，严就能严得有情，仁就可以仁得有理。唐代贾林在《贾林注孙子》中指出“偏施仁则懦，令过严则残。”也就是说，偏重于施行“仁”则可能变得懦弱，过分地执法“严”则可能变得残酷。同时，他还指出“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孙子》把“严”作为对将帅的要求之一，不仅是建立在对从严治军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更在理论层面使得“严”和“仁”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只有“五德”俱备，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将领。
而《六韬》论将之特点则在于它从反面指出为将者最不宜有的种种缺陷，《六韬·龙韬·论将篇》中列举：“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这是对 “五材”说法的辨证补充，勇而轻死非为勇，仁而不忍人非为仁，信而喜信人非为信，智而心缓非为智，唯有智、勇兼备，不苟于小仁、小信者，其品质方称完美。对于将帅来说，“五材”缺一不可，“十过”则一个也不可沾边。人不免有情感上的弱点，但是对于将帅来说，任何的感情用事以及气质方面不健全都可能对其正确决策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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