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司马迁对这些神话传说并不是不知道，但为了维护史书的严肃性就不得不对其加工改造，他的这种笔法就是后人所谓的神话的历史化即神话被改写成历史或被当成历史来用，此种笔法在中国文学史上数见不鲜，是造成中国神话衰亡的罪魁祸首。
“简”指在著史书特别是由国家所组织的编写正史时,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力求塑造主要的而不求面面俱到，选取材料时也必须围绕有利于塑造人物的主要形象来展开进行,如史官们在著<<尚书>>时皆力图塑造当时主要君主如何有高尚德操并宣扬君主是承天之命来治理天下的,以便使人们相信其取得君主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在选取材料时皆选取与国事相关的、能表达君主德操的一些宏大材料而舍弃一些表现君主个人生活的琐屑材料。司马迁对此笔法深有知晓，其在著<<史记>>时掌握有大量的材料,如不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其编写工程就难以展开，因此其对<<五帝本纪>>中的神话进行压缩、缩小神话的容量是可以理解的，其仅记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作战的原因、地点、结果等而对富有神话色彩的战争场面不予以记述,再者其对鯀治水的记述更为简单,仅记写鯀因治水不成而被尧杀于羽山,其实神话传说中的内容并非如此, <<山海经>>“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10］,更有文献记载鯀死三岁不腐，从他的肚子里竟孕育出禹来,如此丰富的神话传说被司马迁压缩为干瘪瘪的毫无生息的寥寥数语，他的这种从简笔法有利亦有弊,其用在著史书并无大碍,但如果用在文学作品创作上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对此笔法应持谨慎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
司马迁对<<五帝本纪>>中神话所作的加工处理不仅仅是为了遵循著史所要求的“严”与“简”的笔法,起着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表达自己主观情感态度的需要。众所周知<<史记>>与以往的正史最大区别就是融入了司马迁较多的主观成分而不仅是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通过对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加工改造使其符合自己的写作目的和表达情感的需要，这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笔法,此笔法在<<史记>>的具体体现就是对鯀的正名。司马迁在记写鯀时面临着困境，因为其手中掌握着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材料,一种认为鯀是治水失败的罪人,把其列为“不才子”和“四凶”的负面材料；另一种则是一些正面的材料如鯀为了平息洪水就人民生命不经帝允许而私窃地息壤,帝大怒而使祝融杀鯀于羽山,可见鯀被杀不是治水失败而是因为偷了帝的息壤, <<韩非子外储说>>及<<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都记载说鯀与共工敢于直言劝谏反对把位传给舜而遭杀害，屈原在<<天问>>对尧施刑杀死鯀大胆质疑“鸱曳龟曳衔,鯀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在<<惜诵>>中明确指出鯀被杀是因为“为人耿直、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心兮”。对上述两种材料的取舍成为司马迁记写鯀的关键，而辨别这两种材料的真伪又成为其取舍的标准和依据。他于此作了大量的辨伪工作，首先，他将鯀与禹进行对比以便从中得出这二人的异同点,他发现这二人的相同点就是他们治水所用的方法相同即筑堤坝以堵洪水，<<尚书洪范>>对此有详尽的记载，他们二人所不同的就是被上级所允许的用此法治水的时间不同，鯀九年无功而被杀害，禹用此法治水的时间至少达十三年,鯀由于被允许用筑堤坝防洪水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取得成效就被杀害，如果他被给与较长的时间话也极有可能取得成效,帝急于杀死鯀的原因在其他文献资料中又没有记录，这也只有用正面资料所记述的来解释，鯀由于私偷帝之息壤或强谏而被杀，但无论出于那种原因鯀的形象都是正面，通过大量的辨伪考证工作，司马迁对鯀的形象有了清醒的认识而全面的认识,他要为鯀正名,其认为鯀不应该承担治水失败的责任更不应该被视为治水失败的罪人，因此他怀着对鯀的崇敬和敬慕之情来记写鯀的，但他又不敢直接表达他的这种观点,因为它与<<尚书>>等历史文献相佐很难令人接受,因此他只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即提高记事速度以略记其事，于此不难理解<<五帝本纪>>中记写鯀的事如此甚少的原因，仅寥寥几十个字就一笔而过,其实在这如此简略的叙写中隐藏着司马迁深厚的情感，他不想记写关于鯀的负面材料以免强化鯀在人们心中的负面形象，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上古神话的改动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寓意同时也是为了写作和表达情感的需要, <<五帝本纪>>中的神话不再是文本意义上的神话而是成为传达情感的工具。
司马迁对这些神话进行加工处理的最大特征就是去掉其神秘的超现实的东西以便拉近其与现实的距离。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与其世界观有关,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其对这些超现实的东西是不相信的甚至对当时所谓的天命进行大胆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史记>>中人物描写、体制安排及材料的选取上都所反映和体现，<<伯夷列传>>被列为列传之首就表达着此类态度“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11］也就是所谓的好人没有好报,他在<<五帝本纪>>中尽量记写一些传主的人性的事以淡化其神性，对舜的出生介绍就很有人性同时也很简单，仅记写其名及母死父再娶的一些琐事,这种记写不带有任何神秘色彩,其实关于舜的出生在其他文献资料中又相当精彩的描写, <<史记正义>>“<<尚书>>云：‘重华协于帝。’孔安国云：‘华谓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于尧。’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日重华。子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司马迁对这些资料一概未予采用就是为了淡化舜的神秘性。总之, `司马迁对<<五帝本纪>>神话的改写与其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关同时也是为了表达这种世界观的需要。
<<五帝本纪>>中含有大量的神话元素，但它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而是经过司马迁主观过滤且带有浓厚历史意味的神话，这些改动是为了符合司马迁的写作、表达情感及彰显朴素唯物世界观的需要而进行的,尽管它们不是以神话的风貌呈现的但其中所蕴藏的价值不容忽略，因为它们是司马迁著<<史记>>时所用的重要笔法同时也是窥探其内心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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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珂. 袁珂神话论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9.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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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天明. 中国神话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1. 328页.
[10]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 472页.
[11](晋)葛洪. 西京杂记[M]. 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1. 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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